南京水利

南京市是个容易发生水旱灾害的地区，根据历史资料的不完全统计，自西汉惠帝五年（前190年）至1999年的2000多年中，共发生水旱灾害453次，其中水灾240次，旱灾173次，水旱灾交错40次。容易发生水旱灾害的客观原因：一是地理位置。南京市地处江河下游，中上游11个省市，面积176万平方公里范围内降雨产生的洪水都要从南京通过，是一个典型的“洪水走廊”。二是地形特征。南京市320万亩耕地中，分布在沿江沿河两岸的圩区占45%，这些耕地地势低洼，地面高程一般低于历史最高洪水位3-6米，受江河洪水威胁很大，再遇陡降暴雨，农田就会发生严重内涝，城市就会积水。55%耕地分布在丘陵山区，这些耕地地势较高，高低不平，远离江河，水源缺乏，容易发生旱灾。三是降雨分布不匀。南京市年平均降雨量约1000毫米，但时空分布很不均匀，丰水年降雨量高达1621毫米，枯水年只有448毫米，汛期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65%，汛期中梅雨明显，梅期中，经常发生连降暴雨、大暴雨，出现过24小时降雨274毫米，2天降雨量320毫米，7天降雨量396毫米的记录。出梅以后，经常出现长时间高温晴热天气。

　　民国以前，每当水旱灾害来临，民间通过乡规民约，组织防汛防旱，而官方见诸于记载的活动只是：求神、赈济、免税以及灾后对水毁工程的恢复建设。灾害发生过程中的抗灾纪实则阙如。民国24年（1935年）5月，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在南京召集湘、鄂、赣、皖、苏5省政府及南京市政府、江汉工程局开会，根据民国20年大水的经验教训，决议《防汛办法大纲》，规定南京长江堤顶设计标高应高出民国20年最高洪水位1米，为10.29米，将危险水位定为8.92米，超过危险水位时，须报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上报申请专款紧急处理。规定南京下关站水位上涨达到7.17米时为防汛开始时期，退落到7.17米后，为防汛结束时期。民国35年，南京市政府制定《防汛计划》，主要内容为：尽量利用民间防汛组织，发动人力、物力参加防汛，由修堤工程处派员指导，运输汽车由修堤工程处调拨，挑土工具由民间自备，防堵材料如麻袋、木料除有关机关调用外，用现款购置，油料全部自备，人力郊区以每甲为单位，每户以1人为标准，汛前组织准备就绪，演习1～3次。各区成立防汛委员会，由当地党、政、军、警、宪和法团组织参加。如下关区组成1000人以保、甲为基本单位的防汛队伍，并由该区警察和宪兵组成督导队，防大汛，参加抢修。

　　解放以后，各级人民政府高度重视防汛防旱工作。每年汛前，都要从思想、组织、工程、物资等方面认真做好准备。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同年7月26日建立南京市防汛指挥部，1991年将南京市防汛防旱指挥部改为常设机构，每年汛前召开防汛防旱会议，通报水雨情信息，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广泛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要克服麻痹思想，树立抗大灾、抗多灾的思想准备。

　　抓紧抢修防汛防旱工程，防汛工程必须在4月30日前按质按量完成，抗旱工程必须在6月30日前完成。

　　做好人力和物资准备，调整好市防汛指挥部、联防指挥部组成人员；落实好巡逻队、抢险队、预备队等三支队伍。巡逻队、抢险队、预备队以乡镇组建为主，每支队伍的人员多少，根据本地区防汛防旱任务大小决定，主要任务是做好本乡镇的防汛防旱工作。特殊情况，受区、县防汛防旱指挥部的调令，支援兄弟乡镇防汛抗旱。市、区、县也要组建一定数量的抢险队和预备队，市防汛防旱指挥部要求南京军分区在城区范围内以大中企业中骨干民兵为基础，组建一支3000～5000人抗洪抢险预备队，听从市防汛防旱指挥部调遣，支援重点地区抗洪抢险和抢修抗旱工程，三支队伍中的抢险队队员要以青壮年为主，队长由各单位负责人担任。每年汛前要举办抢险技术培训，进行现场抢险技术演习，提高队员的查险、抢险技术水平。

　　防汛防旱需要很多物资和设备，每年要与市物资、供销、商业等部门或公司联合发文，明确准备的防汛防旱物资的名称、数量和供应方法。80年代以前，联合发文准备的防汛防旱物资有钢材等18种。8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开放，储备的物资品种逐年减少，到1999年，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准备的防汛物资只有5 种，即防汛草包100万只，由市土产公司负责供应；防汛木材500立方米，由市木材公司负责供应；防汛块石30万吨，由市长江、滁河、秦淮河管理处负责供应；编织袋20万只、土工布2.5万平方米，由市水利局仓库负责供应。区、县防汛防旱指挥部也要准备一定数量的防汛防旱物资。各乡（镇）、村要广泛发动群众，以农户为单位，或以责任田面积为单位，交纳一定数量的木桩、草包、编织袋、浪草等防汛物资，集中保管，统一调度使用。

　　落实防汛防旱责任制准备，1987年国家防汛总指挥部提出，防汛工作要实行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中心的各项责任制。从1987年起，南京市防汛防旱指挥部的指挥由市长担任，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同时实行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分工负责区县防汛防旱工作负责制；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各组成部门分工责任制；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各项防汛防旱工程，防汛防旱工作分级负责制等。要求各区县防汛防旱指挥部也要落实好行政首长、领导分工、分级负责等责任制，特别要落实好河道、堤防、水库、圩区、涵闸、排灌站等防汛防旱工程管理责任制，要做到专人负责、专人巡查、专人看守，把每项防汛防旱工作落实到人，每项防汛防旱工程管理落实到人，对责任人明确要求，明确责任，明确纪律。市防汛防旱指挥部与各区县防汛防旱指挥部签定防汛防旱工作责任状，并将各项防汛防旱工作、各项防汛防旱工程管理责任人汇编成册，以供备查。

　　制定防汛防旱预案，水旱灾害的发生和发展是很难预测的，为了不打无准备之战，做到指挥有条不紊，必须做好防汛防旱预案的制定。防汛防旱预案就是根据防汛防旱工程的现状，对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雨情、水情和灾情，所采取的对策。由于防汛防旱工程不断变化，预案要不断进行修改。预案要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方可执行，甚至要立法执行。南京市防汛防旱指挥部编制的防汛防旱预案有南京市防汛预案、南京市抗旱预案、滁河铁路圩防汛预案、长江中三个江心洲防汛预案。

　　防汛预案1991年编制。1995、1996年修改。依据确保重点，兼顾一般，预防为主，防重于抢，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把洪水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原则编制。防汛预案的主要内容：制定长江南京河段、滁河、秦淮河、水阳江及石臼湖、固城湖等大江大河大湖和中型水库出现不同频率的洪水位时，采取的洪水调度方案和防御洪水的工程与非工程措施。

　　铁路圩防汛预案。江浦县铁路圩是国家、省、市、县重点防汛地区，从60年代起，多次拟定过铁路圩防汛预案。1977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关于滁河渡汛措施的初步意见”。1980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关于滁河渡汛问题商议情况的报告”。1991年滁河大洪水后，1992年国家防总、水利部提出“关于滁河洪水调度方案”，1993年铁路实行自保以后，国家防总提出“关于滁河洪水调度方案（试行）”。南京市铁路圩防汛预案依据死保京沪铁路安全畅通的原则制定。预案的主要内容是：按照水情严重程度，确定一线指挥部指挥的级别，从人力、物力等方面支援严防死保及抗洪抢险的方案和措施，放弃民圩确保铁路圩的实施方案等。

　　长江中三个江心洲防汛预案。长江南京河段江中的新济洲、梅子洲、八卦洲，历来是南京市防汛重点地区之一，每次长江大洪水，省、市、区、县各级领导都十分关心洲上5万多人的安全。1983年、1991年大洪水时拟定过转移三洲群众的方案，1995年长江大洪水时正式编制三洲群众转移方案，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立即电告有关区、县防汛防旱指挥部执行。1996、1998年修改。三洲防汛预案依据确保三洲人民生命安全，确保长江遭遇1954年型大洪水时，经过严防死守，实现不决堤破圩的原则编制。三洲防汛预案的主要内容是：制定准备转移老弱病残幼群众的洪水位，准备转移人员所需的车船，施实转移老弱病残幼的上船、下船地点和安置的方案，从人力、物力等方面支援三洲严防死守，确保不决堤破圩的措施。

　　防旱预案1994年编制。依据扎根长江，积极翻水，确保人畜饮用水水源，确保口粮田灌溉水源，兼顾一般，尽量减少干旱造成的损失的原则编制。防旱预案的主要内容是：充分发挥已建抗旱工程作用，开足马力翻水抗旱，开足马力翻水灌塘灌库。充分发动群众打坝、挖河。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添置排灌机械，架设临时翻水站，新增翻水能力。按照先生活，后农田灌溉，先库上，后库下的原则合理使用水库水源。积极开辟新水源。加强用水管理。

　　水旱灾害发生后，首先要加强领导，各级人民政府要把抗灾工作列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中心工作来抓，主要领导要坐镇指挥，亲临第一线检查指导，及时解决抗灾斗争中所需的人力、物资和经费。要迅速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抗灾斗争中去，依靠群众严防死守，积极抢险，化险为夷。要及时准确掌握雨情、水情和工情的变化，作出科学分析，正确的指挥。要派出工作组、专家组深入各地帮助指导抗灾工作。

　　发生决堤，破圩或因缺乏水源，人畜饮用水困难，大面积农作物枯死等严重灾情后，要立即做好各项救灾工作，把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救人，把受灾群众转移到安全地方去，确保不死一个人。调运物资、搭设临时工棚，或腾出厂房、仓库、校舍、临时安置受灾群众，责成有关部门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供应、卫生防疫、救灾物资供应、社会治安、学校复课和重建家园等工作。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友爱精神，动员全社会捐赠钱、物、支援灾区。召集技术人员讨论救灾方案，及时堵口排水，改种补种其它农作物。

　　洪水退下去或旱情解除以后，要抓紧做好灾后工作。责成有关部门，继续做好灾民的生活供应、卫生防疫、社会治安工作。帮助灾民修复倒塌的房屋，做好重建家园工作。调查水毁工程，编制水毁工程修复和冬春水利建设计划，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灾民修复水毁和抗旱工程。帮助灾民安排其它生产自救渠道，千方百计增加灾民收入。

　　一、水灾

　　自西汉惠帝五年（前190年）至民国37年（1948年）的2000多年间，南京市共发生水灾219次，水旱交错27次。解放50年来，共发生水灾21次，水旱交错13次，其中严重水灾11次，即1949年、1954年、1969年、1972年、1975年、1983年、1991年、1995年、1996年、1998年、1999年。

　　南京市境内的水灾是洪灾、涝灾、渍害统称。洪灾是因客水压境或本地区连降暴雨，江河水位陡涨，超过江河两岸地面高程形成的。涝灾是江河洪水位超过地面高程后，本地区又连降暴雨，农田积水不能自流排出形成的。渍害是本地区长时期阴雨绵绵，地下水位很高，土壤含水量长时期处于饱和状态，影响农作物生长形成的。在发生洪涝灾害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台风和飓风，台风和飓风会带来狂风暴雨，加重洪涝灾害的程度。洪灾、涝灾、渍害有时单独发生，有时同时发生。在同一年里，经常发生先旱灾后水灾，或者先水灾后旱灾的旱涝交错情况。总结历史上，特别是解放以后，南京市发生水灾的情况，可划分四种类型：

　　1．长江流域大洪水与南京市境内和南京市境内各条江河上中游地区普降暴雨产生的大洪水相遇，呈现出江河湖水位高、高水位持续时长、洪涝并发，防汛形势全面紧张，容易发生重大灾情的严峻局面，称之为流域型大洪水。1954、1983、1991年的水灾属于此类型。

　　2．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时，南京市境内和南京市境内的各条江河上中游地区降雨正常或偏少。洪水主要威胁长江南京河段两岸及固城湖和石臼湖地区，称之为长江型大洪水。1973、1977、1998年的水灾属于此类型。

　　3．长江流域没有发生大洪水，长江南京河段水位正常，而南京市境内的滁河、秦淮河、水阳江及其中上游地区普降暴雨，发生大洪水；或者其中1条或2条江河发生大洪水，称之为区域型洪水。1969、1975、1987年的水灾属于此类型。

　　4．长江和南京市境内的各条江河水位平稳，一个乡镇或几个乡镇范围内遭受集中暴雨产生的洪涝灾害，称之为局地型水灾。1965、1972年的水灾属于此类型。

　　民国以前发生的水灾，其雨情、水情、灾情和抗灾活动等记载都很简单，往往是“夏大水”，“秋大水”，“江潮大溢”，“圩尽溃”，“一片汪洋”，“民舍倾圮”，“存者寥寥”等记载。民国以后，开始设雨量、水位观测站，但数量很少。解放以后，雨情、水情观测普及到大中型水利工程和乡村，形成网络。因此，雨情、水情、灾情和抗灾活动等记载资料日趋全面、准确、及时。

　　[民国20年（1931年）长江全流域大洪水]

　　民国20年入夏以后，长江流域气候异常，出现长时间降雨天气。降雨范围之广、降雨量之多、降雨强度之大，均为历史罕见，因此，酿成20世纪以来首次长江全流域性大洪水。

　　民国20年雨季来得早，4月湖南省湘江，江西省赣江流域上游地区普降大到暴雨，月降雨量在300毫米以上，比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5月雨区北抬，长江中下游地区、洞庭湖、鄱阳湖水系连降大到暴雨，平均月雨量在300毫米以上，暴雨中心在湖南省湘江流域，月雨量高达400毫米以上，比常年同期偏多5成至1倍；6月上中旬降雨不多，6月28日至7月底，雨区长时间稳定在长江中下游干流两岸地区以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灃水流域，并出现三次日降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过程；7月降雨量在300毫米以上的雨区范围约76万平方公里，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42%，600毫米以上的雨区范围约7万平方公里，月最大点雨量发生在湖北省监利，为78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倍；8月上旬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才基本结束，雨区移到长江上游四川省境内和汉水流域，多次出现日降100～250毫米的强降雨过程，多次形成暴雨叠加格局。

　　南京地区同长江流域一样，4月开始降雨量增多，4～6月每月降雨量都在100毫米以上。南京市4月降雨量116毫米，5月115毫米，6月117.5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近5成，7月几乎天天降雨，降雨天数长达23天，降雨量高达618.8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3倍，出现三次强降雨过程，7月24日一天降雨量达198.5毫米。1931年南京市汛期（5～9月）降雨量978.2毫米，约等于常年年总降雨量，全年降雨量1411毫米，比常年偏多4成。

　　受降雨影响，民国20年长江洪水来得早，来得猛，持续时间长。4月23日湖南省湘江、江西省赣江上流就出现全年最大洪水和最高洪水位。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自4月中旬开始迅猛上涨，汉口自4月10日～5月10日，1个月内水位上涨7.31米，南京上涨2.01米，7月5日以后，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再次迅猛上涨，先后全线超过警戒水位，7月下旬～8月上旬，长江中下游洪水与川水遭遇，致使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居高不下，相继出现全年最高洪水位。长江南京河段下关站高潮水位7月24日超过8.50米警戒水位，9月15日出现9.29米全年最高洪水位，10月10日退出8.50米警戒水位，超过警戒水位的历时长达78天。

　　民国20年汛期长江上游各大支流，汉水、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多次出现洪峰，长江干流洪水总量很大，测量长江上游来水量的宜昌水文站6～9月共出现大于35000秒立方米流量的洪峰6次，其中8月10日最大、洪峰水位55.02米，洪峰流量64600秒立方米。测量流入长江下游来水量的大通水文站6月20日出现最大洪峰流量为52300秒立方米。1931年5～10日长江洪水总量8210亿立方米，年迳流总量12000亿立方米。

　　民国20年长江发生全流域性大洪水的同时，淮河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水，在江淮洪水的夹击下，南京地区又遭遇特大暴雨，因此灾情很严重。长江流域干流堤防共决口354处，淹没面积88000平方公里（不含湖泽面积），淹没耕地5000万亩，灾民2800万人，死亡14.5万人，经济损失13.5亿银元。南京地区自7月中旬连降暴雨以后，除紫金山脚，雨花台畔等高地外，一片汪洋，陆地行舟，小船从成贤街可撑到太平门、夫子庙、三牌楼，黄浦路水深竟达胸部，下关电厂停产，铁路中断，历时长达2～3个月，灾民3.5万人，倒房4171.5间，梅子洲死亡百余人。高淳、溧水、江宁、江浦、六合五县和南京市郊区江河堤防溃决甚多，淹没农田百余万亩，江河以两岸以山丘为界，长江南京段江面宽达10余公里，高淳县为江苏省重灾县，其余4县为次重灾县。

　　灾情发生后，市政府共拨银元9631.9元，在黄浦路、下关江边、夫子庙、西水关等地，用麻袋盛土做坝，向常州、无锡等地租大型抽水机15台，日夜排水。8月市政府组成首都水灾救济委员会，在下关、水西门、汉西门等地搭棚收容灾民3.5万余人，每人每天发给半斤面粉的馒头，抗灾救灾共计支出5万元，其中中央政府赈款3万元，社会筹募1万多元。灾后，市政府工务局以为“京市城厢被水淹之最大原因，为城墙下各旧式涵洞和东西水关水流倒灌。故城区之防汛工作，首要是闭塞旧涵洞和兴建东西水关之闸。

　　[1949年严重洪涝灾害]

　　汛期长江上中游地区普降暴雨，大通站流量不断增加，7月19日高达68500秒立方米，在长江上中游洪水压境下，长江南京河段下关站洪水位不断上涨，6月24日超过8.50米警戒水位，7月25日出现9.17米最高洪水位，8月25日退出警戒水位，超过警戒水位的历时62天，7月25日，正值江河出现最高水位时，又遭遇台风暴雨过境，因此，产生严重洪涝灾害。南京市郊区受淹农田2.8万亩，死亡6人，倒塌房屋2542间。江宁县江堤决口20余处，淹没农田14.7万亩，死亡15人。溧水县石臼湖最高水位11.15米，堤防决口147处，淹没农田7.13万亩。高淳县固城湖最高水位11.50米，全县143个圩，除相国、永丰、保胜、大丰等圩外，破圩120个，淹没农田12.7 万亩，县城淹水1米多深。江浦县堤防决口21处，淹没农田3万亩，六合县受灾农田面积45万亩。

　　灾情发生后，7月26日，成立以周俊民为总指挥、罗士高、刘宠光为副指挥的南京市防汛指挥部，组织3.7万余人抢修两浦、下关、上新河、燕子矶等处堤防。解放军驻两浦部队全力参加抢险，使柳州江堤和浦口至江浦公路缺口等险情转危为安，保障了居民和15万亩农田防洪安全。秋冬季，市政府立即组织灾区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军民协同抢种麦子23万亩，修复水毁堤防370公里，挖土方192万方。

　　[1954年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

　　1954年春季开始大气环流反常，雨带长时间徘徊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期比常年延长1个月，5～7月大范围暴雨达9次之多，致使长江发生了百年未有的全流域特大洪水。4月江西省鄱阳湖水系开始普降大到暴雨，月降雨量达500毫米以上，5月雨区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干流以南地区，月降雨量均在300毫米以上，其中鄱阳湖水系在500毫米以上，6月雨区依然在长江中下游干流以南地区，并向西扩展到湖南省洞庭湖水系，月降雨量达500毫米以上，7月雨区北抬，降雨中心在长江中下干流南北两岸，月最大降雨量达1265毫米，是汛期中降雨量最多的一个月，7月下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基本结束，8月雨区移到四川省境内和汉水流域，最大月降雨量654毫米。1954年汛期降雨主要集中在5～7月，在这三个月里，降雨历时很长，空间分布均匀，降雨总量很大，暴雨次数频发。月降雨量300毫米以上的雨区范围：5月74万平方公里，产水量3010亿立方米；6月71万平方公里，产水量3220亿立方米；7月91万平方公里，产水量4280亿立方米。在这三个月里，共发生12次强降雨过程，6月22～28日的强降雨，100毫米以上的雨区笼罩面积达69万平方公里，产水量1269亿立方米。在这三个月里，暴雨中心在江西省鄱阳湖水系和安徽省大江南北两侧，合计降雨量在1200毫米以上，最大点雨量（黄山站）2824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3倍。

　　1954年的洪水来得早，4月开始进入汛期，江、河、湖水位迅猛上涨，6月中旬至下旬，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相继超过警戒水位，在江河湖水均已盈满的严竣形势下，7月又出现大范围暴雨，8月又与川水、汉水相遭遇，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节节攀升，居高不下，8月上、中旬先后出现历史最高洪水位。10月才缓慢退出警戒水位。

　　1954年长江各大支流洪水过程呈连续多峰型，经流域调节后，干流洪水过程涨消缓慢，洪水总量很大，宜昌站6～8月共发生大于40000秒立方米的洪峰5次，最大洪峰出现在8月7日，洪峰流量为66800秒立方米，洪峰水位55.73米，大通站最大洪峰出现在8月1日，洪峰流量92600秒立方米，洪峰水位16.48米，5～10月洪水总量10273亿立方米，为多年平均值的1.6倍，年迳流量13590亿，为多年平均值的1.49倍。

　　1954年洪水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本世纪以来最大的洪水，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及时加固了堤防，兴建了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启北闸，共分洪水122.7亿立方米，同时各级人民政府积极组织抗洪抢险，保证了重要堤防和重要城市安全，大大减轻了灾情，长江中下游干流堤防共决口64处，淹没耕地4755万亩，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3169人。

　　南京地区同长江中下游地区一样，降雨主要集中在5～7月。南京市5月降雨量165.3毫米，6月266.5毫米，7月465.1毫米，汛期1035.4毫米，全年1460.7毫米，6月23日入梅，7月30日出梅，梅期38天，梅雨量604.7毫米，均为历史之最，7月发生多次强降雨过程，7月2日一天降雨量高达117毫米，7月15日、8月25日、9月25日三次遭受台风侵袭，把抗洪斗争形势推向最险峻的局面。长江南京河段下关站高潮水位6月18日超过8.50米警戒水位，8月17日出现10.22米历史最高洪水位，10月11日退出8.50米警戒水位，超过警戒水位的历时115天。超过10米水位的历时28天。大通来量高达92600秒立方米，全年洪水总量13590亿方。在长江上中游特大洪水压境和南京市境内连降暴雨袭击下，发生了严重洪涝灾害。南京城区7月1～2日连降133.6毫米大暴雨后，地洼地区严重积水，城墙以内和下关区，积水面积约11.32平方公里，水深达1.5米，26447户人家进水，由于连阴雨和长时间积水，倒塌房屋741间，倒塌城墙7处，中华西门城墙倒塌时，砸死15人，砸伤14人，7月22日起大校场机场停飞，下关火车轮渡停运，郊区沿江沿河两岸低洼圩区全部溃决或沉没，淹没农田面积56486亩，倒房3900间，八卦洲死2人，86人在抢险中牺牲。9月6日龙潭大仙堂、新坝、焦洲圩等处江岸发生严重崩坍，威胁沪宁铁路行车安全，10月浦口连续发生严重江岸崩坍，江宁、江浦、六合、高淳、溧水五县圩区，除高淳县相国圩外，全部溃决或沉没，淹没农田近150万亩，倒塌房屋7.87万间，死亡271人，为确保太湖地区安全，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派镇江地区副专员带一个警卫连，日夜武装守护东坝，津浦铁路通过江浦县滁河圩区时减速行驶。

　　1954年洪水来得早，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5月下旬要求迅速恢复成立市、区、县防汛指挥部，做好确保铁路、公路干线，沿江重要工厂、仓库、码头等重点防汛地区的防汛安全的各项准备。6月洪水来临，市、区、县防汛指挥部要求各地抢修堤防保证江堤顶高达到11.2米，河堤达到10。7米，并组织城市工人、学生、部队1万余人支援抢修堤防，市领导分赴沿江重点防汛地区检查指导防汛，6月18日，八卦洲在上坝小学处，首先决堤破圩，郊区先后又破圩11处，淹没农田1.6万亩，7月1-2日南京市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城区大面积积水受淹，7月15日，又遭台风袭击，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市防汛指挥部召开紧急动员大会，要求广大党员、共青团员，以身作则，带领广大群众抗洪救灾，要求迅速抢做二期江河堤防，把江河堤防再加高50厘米，南京市6.3万军民参加了抗洪抢险战斗，其中驻宁部队5000人，城区筑坝打围架机25台套，计170为马力抢排积水，郊县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市主要领导洪沛霖、贾世珍坐阵重点防汛地区。8月17日长江南京段下关站出现超历史的最高洪水位，省防汛总指挥部通知，36小时内将有9级台风过境，市防汛指挥部宣布南京市防汛进入最紧急时期，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进行总动员，组织一切力量，限期完成第四期、第五期抢险工程任务。在堤顶抢做30厘米高子埝，从东北、上海等地调运大批防汛物资。8月24日中共南京市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致参加抗洪抢险斗争的全体人员慰问信，9月12日，栖霞大仙堂塌江，江水直冲沪宁铁路路基，在中共江苏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南京市立即组织8000多人与铁路工人并肩作战，打响抢修江堤，加固路基的战斗，10月29日，长江南京段下关水位退到警戒水位以下，抗洪抢险取得伟大胜利，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对抗洪抢险有功人员进行了表彰，冬季掀起了大规模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和修复水毁工程的活动。

　　参加1954年抗洪抢险人员共65万人，其中解放军2万余人，完成土石方210万方，动用汽车500余辆，船只3600多艘，耗用草包等250余万条，市支出经费250余万元，尹士礼等16位解放军战士献出生命。

　　[1975年滁河大洪水]

　　8月16日至18日受4号台风的影响，滁河中下游地区陡降大暴雨，暴雨中心在清流河、来安河一带，700毫米的降雨范围约100平方公里，300毫米的降雨范围约5000平方公里，安微省扬郢降雨量达867毫米，六合县新集、大泉一带降雨也在300毫米以上，雨后山洪暴发，安徽省来安县屯仓大型水库水位超过坝顶20厘米，溢洪流量达1500秒立方米，滁河水位暴涨，出现了历史最高洪水位，江浦县晓桥站最高洪水位12.17米，汊河集站12.14米，洪峰流量834秒立方米。

　　洪水发生后，为了确保津浦铁路畅通和沿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共南京市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贯彻中共江苏省委指示，组织各行各业支援滁河抗洪抢险，会后派一名市委常委带领一批市级机关干部奔赴江浦晓桥，与江浦县和铁路部门共同组建铁路圩抗洪抢险前线指挥部，从六个城区大中型企业抽调万名基干民兵，轮流前往铁路圩守堤抢险，解放军驻宁部队派出5000多名官兵支援铁路圩抗洪抢险，南京军区、省市委、省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亲临铁路圩抗洪抢险现场慰问指导，省市防汛指挥部日夜值班，收集雨情、水情、工情资料，做好领导参谋，迅速调运抗洪抢险所需物资。沿滁河各区县、公社都已紧急行动起来，组织群众上堤，圩区人力不够从山区调，10多万抗洪大军日夜战斗在滁河大堤上，江浦县铁路圩堤防上，每1～2米就有1人防守，形成一道“人墙”，发现险情及时抢险。经过20天的奋战，实现没有破一个圩，倒一个库，保证了津浦铁路畅通的目标。1975年抗洪抢险共出动排涝设备2060台套，计68400马力，水车880部，抢救重大险情18处，完成土方50多万方，耗用石方7060吨、草包58万条、经费240万元。

　　[1983年特大洪水]

　　1983年特大洪水从南线高淳、溧水两县拉开序幕，接着中线长江水位猛涨，尔后北线滁河遭到大暴雨的袭击，南京市出现大洪大涝的严重局势。6月19日入梅以后，水阳江流域连降暴雨和大暴雨，梅雨量达400至1000毫米，比1954年同期偏多2～4倍，是有记载资料以来最大的梅雨量。雨后山洪暴发，河湖水位猛涨，大片农田内涝，部分圩堤决口。固城湖高淳水位，7月15日上涨到12.57米，超过1954年最高洪水位0.12米。石臼湖蛇山水位7月15日上涨到12.28米，仅低于1954年水位0.17米。正当高淳、溧水抗洪斗争进入紧张的时候，中线长江两岸告急。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连降大暴雨，形成长江干流第二次洪峰，加上潮汛的影响，长江南京下关水位猛涨，7月1日下关高潮水位上涨到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2米，7月13日上涨到9.99米，出现今年最高洪水位，仅比1954年特大洪水位低0.23米，是有水文记录资料以来的第二个高水位，对南京城区、沿江两岸工矿企业、水陆交通设施、大片农田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在迎战长江第三次洪峰的时候，7月22至23日，滁河支流清流河、来安河和六合县北部遭到160至200毫米大暴雨的袭击，北线滁河水位陡涨，出现今年第二个洪峰。江浦县晓桥7月23日出现11.56米的洪峰水位，是解放以来第三高水位，六合7月23日出现9.67米的洪峰水位，比1954年最高洪水位仅低0.18米，是解放以来第二高水位，京沪铁路、苏北公路干道、六合县城和沿滁50多万亩农田受到很大威胁。暴雨和洪水造成了一些损失。全市共破圩41个，其中万亩以上大圩三个（即高淳县跃进圩、江宁县龙潭圩、大厂区长芦圩），淹没耕地11.6万多亩，内涝成灾面积16万多亩，淹没房屋6.1万多间，其中倒塌1.8万多间，受灾人口13.2万多人，死亡18人，停产和部分停产的工厂有20多家。

　　暴雨和洪水就是命令。南京市人民在省市委、省市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的拼搏精神，奋起抗洪抢险，在50多天里，打了4个战役：

　　高溧两湖之战。从6月下旬开始，当两湖水位超过警戒水位以后，凌启鸿副省长，张耀华市长，葛德滋副书记等领导同志亲临两县，查看水情，研究措施，并派姜濂宗副市长坐镇指挥。高淳、溧水两县立即进行了紧张动员，组织各方力量，加强巡逻检查，调运物资器材，展开全面防守。在两湖水位接近12米时，根据省、市委的指示，高淳县调整了抗洪部署，在全面防守的基础上，全力以赴加强重点防守，死保关系太流域安全的封口坝和茅东闸安全，突击加固从高淳县城到保胜圩17华里长的二道防线堤防，以确保县城和官溪河南北两片20多万亩大圩的安全。溧水县从山区抽调4.6万人次支援圩区抗洪，确保关系宁望公路安全的东大圩等6个万亩大圩安全。

　　长江二次洪峰之战。7月1至13日，下关高潮水位从警戒水位上涨到9.99米，在这紧要的时刻，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韩培信、顾秀莲、周泽、汪冰石、徐智和陈克天先后到抗洪第一线进行视察、指导和慰问，市委、市政府及时作了专门研究，市防汛指挥部两次召开全市防汛抗洪紧急会议，号召全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做好各项准备，迎战长江第二次洪峰。同时，采取了四条有力措施：首先，加强对防汛抗洪斗争的领导，强化市、区、县各级防汛指挥部，市里由张耀华市长任指挥，副指挥由2名增加到7名，并抽调了18名局以上领导干部前往区、县帮助工作。其次，确定下关、浦口、沙洲圩、飞机场等10个防汛重点片，严格值班制度，组织抢险、巡逻队伍，突出加固工程设施，抢做二道防线，并转移一大批重要物资器材，仅粮食就转移了1亿多斤。第三，要求各级党政部门把抗洪抢险作为中心任务来抓，组织驻宁部队和各行各业支援，确保关系国计民生的电厂、水厂、米厂等工矿企事业和铁路、公路交通的安全。第四，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新济洲、八卦洲、江心洲的老幼病残2万余人转移到安全地区。

　　长江三次洪峰之战，7月14日至23日，在战胜第二次长江洪峰之后，第三次洪峰接踵而来，根据省防汛指挥部的要求，市防汛指挥部及时召开了第三次全市防汛抗洪紧急会议，动员全市人民再接再励，全力以赴，立即做好抗御10.50米和11米特大洪水的各项准备，迎战长江第三次洪峰。市和各区、县都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加强联防，成立了长江宁镇段、滁河、秦淮河、两湖、燕子矶、沙洲圩等10个联防指挥部。在这期间，全市集中30万抗洪大军，全面加固圩堤，并组织了下关、沙洲圩、浦口和燕子矶等防汛重点地区的几个大会战。同时，经过市、区、县反复研究，确定了龙潭圩和三合圩堵口的工程方案，并组织力量抓紧堵口施工，分别于7月29日、30日合拢。

　　滁河之战。7月22日到27日，滁河洪水压境，超过警戒水位2米多，两岸险情不断出现，市、区、县领导连夜部署，并奔赴现场组织抢险，封堵圩堤上所有涵闸，疏散影响泄洪的船只。六合、江浦、浦口、大厂四县区共投入劳力8.4多万人上堤，突击消除险段20余处。经过几天紧张的战斗，基本上控制住局势，保住了滁堤和京沪铁路的安全。

　　在这次防汛抗洪斗争中，全市共组织巡逻队1570个，抢险队2226个，一般每天上堤人数达10万多人，最多达30多万人，累计上堤约700万人次，完成抢险土方300多万方、石方10万多吨，消除险工1605处。耗用草包等300多万条，直接经济损失1亿多元。

　　[1991年大洪大涝]

　　5～7月江淮流域气候异常，南京地区连降暴雨，特别是5月21日入梅以后，暴雨更加频繁，同期长江南京河段出现长时间超过9.00米的高水位，在长江高水位与本地区连降暴雨相遇情况下，产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1991年入梅早、梅雨期长、梅雨量大。5月21日入梅，7月15日出梅，梅雨期长达56天，南京市梅雨量971.8毫米，高淳930.4毫米，溧水1085.4毫米，江宁1195.8毫米，江浦980.2毫米，六合941.9毫米，梅雨量等于全年平均降雨量，是多年平均梅雨量的4.4倍，是有气象资料记载以来，梅雨量最多的一年，梅雨期中，出现两次陡降大暴雨过程，第一次是6月12日至16日，第二次是6月30日至7月15日，日最大降雨量均在100毫米以上，溧水县天生桥站6月12日测得日最大降雨量217毫米。

　　在此期间，长江中上游，秦淮河、滁河、水阳江中上游地区也出现连降暴雨、大暴雨，致使江河水位猛涨，滁河、秦淮河出现超历史最高洪水位，7月10日，滁河晓桥站最高洪水水位达12.63米，7月11日滁河六合站10.47米，7月11日秦淮河东山站最高洪水位达10.74米，土桥站14.17米，7月12日固城湖最高洪水位达12.10米。石臼湖11.89米，7月13日，长江南京河段下关站高潮水位达9.69米。

　　南京地区在1991年大洪水中，共漫破圩23个（其中万亩大圩2个），受灾农田235.81万亩，成灾170.51万亩，失收56.92万亩，受灾人口61万人，死32人，伤295人，倒塌房屋33214间，直接经济损失14.35亿元。灾情最重的是秦淮河和滁河流域地区。7月10日，为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确保京沪铁路运行安全”的指示，按国家防汛总指挥部要求，主动炸开江浦县青骆圩、孟家圩分洪，淹没面积11000亩，受灾人口2700人。7月11日六合县新集万亩大圩，因孔湾涵洞漏水，自溃决堤分洪，淹没农田2.2万亩，受灾人口1.8万人，倒房2097间，京沪铁路下行线中断运行57小时，正在建设中的宁合高速公路被淹。江宁县句容河畔的焦头湖圩、胜利联圩、西洋圩、潘岗圩漫破，溧水县城三次被淹，淹水面积30多平方公里，最大水深2.8米，该县方便中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大坝坝肩4处发生纵向裂缝，长186.7米，宽3～6厘米，深约2米。7月24日，高淳县胜利圩1号涵洞洞底发生管涌，经抢救无效，决堤破圩，淹没农田2.15万亩，受灾人口481人。南京市城区8月7日遭受气旋暴雨，阵风10级，18小时降雨量156毫米，城区受淹72片，淹水面积2.5平方公里，最大水深2米多，受淹住户7337户，10多条干道淹水，水深达0.7米，交通中断39处，全市1/3供电线路损坏断电，电死1人，南京明城墙发生21处坍塌，郊县丘陵山区发生67处山体滑坡。

　　1991年春季雨水偏多，引起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5月上旬召开市防汛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抓紧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6月12日南京市各地遭受5月21日入梅以来第一次特大暴雨袭击，溧水县天生桥站日降雨量达217毫米，溧水县城被淹，南京市城区多处严重积水，各条江河水位猛涨，大片农田内涝、防汛形势紧张，市政府立即召开紧急防汛会议，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投入抗洪排涝，中共南京市委决定：成立由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组成的市抗洪救灾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南京市防洪救灾斗争。实行领导分工负责制，每位中共南京市委常委负责联系一个区县。6月初至6月15日，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主要放在滁河晓桥，同时关注句容河和南京市城区。为了确保京沪铁路畅通，中共南京市委派一名常委坐阵“铁路圩”，投入抗洪抢险军民达4万多人，平均每米长堤防有一人防守。6月30日起，入梅以后第二阶段暴雨开始，至7月12日南京市各地多次遭受暴雨、大暴雨袭击，滁河、秦淮河出现历史最高洪水位，长江南京河段，水阳江出现历史第三位高水位，在长时间降雨和高水位的共同作用下，险情频发，方便水库大坝发生裂缝、潘岗圩漫破、滁河大堤发生大漏洞、京沪铁路下行线路基塌方、变电所进水、工厂被淹、粮库进水、城墙倒塌等。抗洪抢险进入紧急时期，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立即召开第二次紧急抗洪抢险动员大会，要求各单位要把抗洪抢险列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来抓，紧急动员起来，投入到抗洪抢险斗争中去。市防汛指挥部立即调整部署，集中人力、物力保重点。市防汛指挥部抓的四个重点是：滁河铁路圩、六合县城及关系宁扬一级公路畅通的滁河圩区；沿江沿河沿湖万亩以上大圩及长江中三个江心洲；沿江沿河港口码头和大中型企业；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水、电、气生产与供应等重要设施。7月6日分管城市工作的副市长召开南京市城区防汛紧急会议，落实确保水、电、气正常供应，确保机场、码头、城区干道畅通的措施。7月7日夜市防汛指挥部根据国家、省防汛总指挥部的指示，讨论落实确保滁河铁路圩安全渡汛，确保京沪铁路畅通的方案，决定增派民兵、部队支援滁河铁路圩抢险，决定增拨物资和经费支援铁路圩和其它地区抗洪抢险。7月6日至7月10日，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主要精力在滁河铁路圩。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确保京沪铁路运行安全”的指示，根据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命令，南京市于7月10日12时25分主动炸开江浦县青骆圩、孟家圩滁河大堤分洪。7月10日18时六合县新集大圩因孔湾涵洞出险，滁河大堤溃决破圩，淹田3.75万亩。事故发生后，市防汛指挥部立即请求增援部队和公安干警，调冲峰舟、橡皮艇、车辆等设备前往新集圩，抢救被淹群众，确保不死一个人。同时抽调城市民兵和车辆沿宁扬公路一侧筑二道防洪线，确保宁扬公路畅通。要求民政、卫生、医疗、商业、粮食等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做好灾民的安置、生活供应和卫生防疫工作。号召开展社会救灾募捐活动，情系灾民，共献爱心。7月15日以后，南京市境内降雨开始停止，江河水位缓慢下降，市防汛指挥部召集会议，向各地布置以下工作：要继续加强巡查防守，不能麻痹大意，防止退水破圩；要抓紧落实堵口方案，排除积水，补种晚秋作物，减少损失；要做好社会各界赈灾捐助钱物的接收和分配工作；要迅速补充草包、块石等防汛物资，准备迎战新的洪涝灾害。7月25日12时27分高淳县胜利圩一号涵洞发生管涌，经抢救无效，决堤破圩，淹田2万多亩。事故发生后，市领导立即赶赴现场，调运物资支援，市防汛指挥部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退水期间切不可麻痹大意，继续做好巡查防守。江河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以上时，未经区县防汛指挥部批准，不准擅自开启涵闸引水抗旱。8月中旬，根据市政府领导的意见，市水利局召开各区县水利局长会议，总结抗洪抢险经验教训，布置修复水毁工程的要求。9月27日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抗洪救灾总结表彰大会，号召弘扬抗洪精神，掀起大干水利建设新高潮。

　　参加1991年抗洪抢险军民高达100多万人，其中军警10万多人、将军39人，出动各类车辆6.8万车次，船只256艘，耗用草包等367万条，木材1500立方米，块石3.73万吨，支出防汛抢险经费1000多万元。

　　[1998年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

　　1998年夏季，长江发生了本世纪以来第三次全流域大洪水，主要原因是暴雨量过大，河湖调蓄能力下降，分洪溃口水量减少。

　　1998年6月开始，长江上中下游地区连降大到暴雨，6月12～26日暴雨中心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6月27日～7月15日受副热带高压北抬西伸影响，雨区移到上游一带，7月20～31日，副热带高压南撤，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连续暴雨，8月1～29日又受副热带高压北抬西伸影响，暴雨区在长江上游东段和中游西段，6～8月的雨带就这样在长江流域南北拉锯，上中游摆动。6～8月暴雨频繁，共出现74个暴雨日，其中大暴雨日64天，特大暴雨日18天。暴雨笼罩面积大、范围广，6月13日发生在两湖地区的日降100毫米以上大暴雨笼罩面积为51万平方公里。6～8月长江流域面雨量为670毫米，比正常值偏多37.5%，比1954年同期仅小36毫米，长江上游面雨量为677毫米，比1954年多28毫米。

　　受6～8月强降雨的影响，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开始迅猛上涨，6月下旬至7月上旬全线超过警戒水位，进入8月，长江中下游及两湖地区水位居高不下，长江上游又连续出现洪峰，致使中下游水位不断攀高，相继达到年最高洪水位或创下历史最新记录。6～8月宜昌站共出现6次洪峰，最大洪峰流量63300秒立方米，大通站洪峰流量82300秒立方米。汛期5～10月洪水总量7793亿立方米，年迳流量13500亿立方米。受各种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因素影响，长江洪水位在相同流量情况下，普遍抬高。洞庭湖因围垦和淤积较1954年少调蓄水量100多亿立方米，鄱阳湖少80多亿，1954年分洪溃口水量1023亿立方米，1998年不到100亿立方米，调蓄和分洪溃口水量影响水位1米。

　　长江南京河段下关站高潮水位6月25日超过警戒水位，7 月29日出现10.14米年最高洪水位，9月24日退出警戒水位，超过警戒水位的天数91天，超过10米以上高水位的天数17天，仅次于1954年。

　　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依靠广大军民与大洪水展开的殊死博斗，依靠解放以来兴建的水利工程发挥的巨大作用，把1998年洪水灾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据统计，长江中下游和两湖地区共溃垸1975个，长江干流大堤决口1处（九江），淹没面积35.3万平方公里，淹没耕地23.8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231万人，死亡1526人，经济损失2000多亿元。南京市灾害更轻，没有因长江大洪水破一个圩，死一个人。水利工程发挥减灾效益约50多亿元。

　　1998年3月发生了罕见的春汛，3月18日，长江南京河段下关站高潮水位高达7.01米，比常年均值偏高2.8米。根据有关部门预测，长江有可能发生1954年型大洪水，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这一信息，5月14日召开南京市防汛会议，要求各地认真做好各项防汛准备，6月25日，长江下关水位突破警戒水位，达8.58米，6月26日，达9.0米，洪水来势凶猛，6月27日，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南京市紧急防汛会议，要求各地紧急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投入防汛抗洪斗争，要把防汛抗洪斗争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广泛发动群众上堤查险抢险，落实好各级防汛指挥部工作责任制，巡堤查险责任制，抢险责任制，看守责任制，各单位自保责任制。加强防汛抗洪斗争领导，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亲自值班、坐阵指挥，派22位市级领导，37位局级领导立即分赴各区县参加防汛抗洪，市防汛指挥部每天晚上召开碰头会，听取当天雨情、水情、工情的汇报，分析趋势，研究对策。6月30日，下关水位上涨到9.88米，根据预案，决定转移地处长江中的八卦洲、江心洲、新济洲老幼病残群众。7月25日，根据长江水位迅速回涨的趋势，市领导要求市和各区县拿出长江水位上涨到10米，本地区又遇大暴雨情况下，如何全面、紧张、有序的开展抗洪抢险的方案；7月27日，下关水位超过10米以后，在形势全面紧张的情况下，市领导要求各地抓重点，抓薄弱环节，抓抢险措施的落实，根据市领导的指示，市水利部门召开专家会议、研究长江南京河段河势变化，研究18条通江支流的堤防状况，研究沿江沿河主要建筑物抗御长江特大洪水位相关问题。7月下旬，长江水位再次猛涨，7月29日，下关水位高达10.14米，仅比1954年最高洪水位10.22米差0.08米，形势非常严峻，根据《防洪法》和中央、省里的指示，南京市宣布抗洪抢险进入紧急防汛时期。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要求各地全力以赴，严防死守，全力抢险，市领导每天白天分头深入抗洪抢险第一线，晚上回市防汛指挥部听汇报、作决策。市防汛指挥部决定组织五个专家组，赴各地帮助指导抢险，派测量船监测易塌江地方江床冲刷情况，调集100多条船，备好4000多吨块石待命抢险。7月31日，长江10米以上高水位已维持三天，市领导要求各区县制定发生突发事故的对策和措施。10米以上的高水位在维持，新的情况不断在发生，南京市的抗洪抢险斗争在紧张有序的开展，8月10日，市领导召开六个城区紧急抗洪会议，研究进一步确保城市安全的对策，8月11日，市领导根据省领导的指示，要求各地把当前的抗洪抢险斗争做得更细、更实、坚持不懈夺取抗洪斗争全面胜利。南京市抗洪抢险进入紧急时期后，得到中央和省里的极大关心和支持。7月30日国家防汛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代表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亲临南京市防汛第一线视察，慰问抗洪抢险军民，中共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省防汛指挥部领导多次深入南京市各区县抗洪抢险第一线检查指导、慰问抗洪军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宁部队派出3000多名官兵驻守17个点参加抗洪抢险，社会各界万众一心，全力抗洪，自发组织1222支抢险队，4.95万人参加抢险，捐款2700万元，捐物1600万元，卫生部门组织医疗小分队261支、3.8万人，市财政部门先后4次拨款1300万元支援抗洪抢险。8月下旬初，长江水位又开始回弹，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政府迅速发出通知，要求紧急动员，充分准备，迎战长江第三次高水位，要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思想上更重视，组织上更严密，行动上更落实，为党为人民作出新贡献，夺取抗洪抢险全面胜利。8月29日，下关水位回落到9.68米，并将继续回落，市领导指出，这样时刻最容易松，最容易散，最容易产生速胜心理，要求大家务必戒骄戒躁，慎之又慎，决不懈怠，要防退水破圩，退水塌江。

　　经过3个多月的顽强拼搏，夺取了抗洪斗争全面胜利，发生的20多处重大险情，及时抢住，没有因洪水破一个圩，死一个人。受益人口15万人，保护农田76.6万亩。初步统计，参加抗洪抢险军民近百万人，耗用草包，编制袋561万条，块石28.9万吨，木材1788立方米，资金2.49亿元。

　　二、旱灾

　　自西汉惠帝五年（前190年）至民国37七年（1948年）的2000多年间，共发生旱灾163次，水旱交错27次。解放50年来，共发生旱灾10次，水旱交错13次，其中严重旱灾4次，即1958～1961年的4年连旱、1966年、1978年、1994年。

　　旱灾可分为水源型和非水源型两类。水源型旱灾是因为降雨量稀少，江、河、湖水位偏低，水库、塘坝蓄水严重不足形成的。非水源型旱灾是因为耕地不具备抗旱条件或提水能力不足形成的。随着大量水利工程的建成，70年代以后发生的旱灾，基本上都是属于水源型旱灾。

　　民国以前，旱情资料记载比较简单，往往是“夏大旱”，“秋奇旱”，“江湖涸竭”、“民无粒食”、“春草食尽”、“饿殍盈途”、“死者甚众”等记载。解放以后，随着雨情、水情观测网的建立，旱情、灾情资料的记载日趋全面、准确、及时。

　　[1961年大旱]

　　1961年大旱，是1958、1959年大旱、1960年小旱的继续和发展。旱情的特点是底水枯，水库蓄水量只有可蓄水量的37.6%，10万多面塘坝基本干涸，从春季开始降雨就稀少，1～5月降雨量只有205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5成，6月6日入梅，6月17日就出梅，梅雨量只有118毫米，较常年偏少近5成，6～8月80多天未下透雨，受旱面积138万亩。

　　经过连续3年的干旱，中共南京市委，对1961年干旱很很重视，5月初旱情刚露头，就给各区、县委发出通知，7月旱情发展后，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要把当前抗旱作为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立即发动群众，开展抗旱运动。市里采取的措施有：一是迅速恢复建立防汛抗旱指挥部，市委决定贾世珍、周爱民同志负责，组织三个工作组，分赴各县受旱严重地区，帮助工作。二是专门召开市级机关有关部门会议，通过清仓查库，挤出抗旱所需的物资、设备和资金支援抗旱，组织技术队伍下乡帮助维修抗旱机械，实行与受旱严重的公社挂钩。三是拨出200多万元经费支持各区县购买抗旱设备，发动群众，疏河挖渠，架设临时翻水线路，增加抗旱水源。四是调整农作物布局、无水种水稻的改种旱粮。南京市每天投入抗旱劳力达50多万人，投入电动机柴油机约600多台套，计4.5万马力、出动人力水车、牛车7万多部，在通江河口打坝，建临时翻水站18处，装机115台，共计4249千瓦，其中在秦淮河武定门节制闸下游河道青坎上架机33台，提6个流量的长江水补充秦淮河水原。7月26日～29日，驻宁空　［1978年特大干旱］

　　1978年从冬季开始降雨量偏少，夏季出现空梅，梅雨量只有24.8毫米，约为常年梅雨量的10%，秋季继续干旱，持续干旱时间长达200多天，是个冬旱接春旱、春旱接夏旱、夏旱接秋旱的连续干旱年。1978年降雨量之少，蒸发量之大，高温时间之长，江河水位之低，持续干旱时间之长，是历史上罕见的，1-10月累积降雨量仅47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五成，蒸发量高达1818毫米，是同期降雨量有四倍，大于35℃的高温天气长达35天，最高气温39.7℃，用水高峰季节，长江下关站平均水位在4.5～6.5米上下，比常年同期偏低1.5～2.5米，水库塘坝基本干涸，丘陵山区全面受旱，圩区也受旱，受旱面积约290万亩，10余万人发生饮用水困难。六合县大圣公社，15座水库，700多面塘坝全部干涸，6000多亩早稻枯死3500亩，2500亩春玉米枯死1400多亩，118个生产队有68个，人口5000多人饮用水发生困难，很多耕牛、生猪、家禽在高温干旱中死亡，江宁汤山、小丹，江浦龙山，溧水云合，高淳顾陇等30多个公社受旱最为严重。

　　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对严重的旱情十分重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进行部署，要求各地全力以赴投入抗旱，把抗旱当作中心任务来抓，第一把手要亲自抓，要深入抗旱第一线，帮助解决抗旱中的困难，市、区、县共抽调50多名市区县级领导，250多名局、科级领导，带领600多干部深入抗旱第一线，分线分片负责，责任到人，口号是：“抗旱抗到天低头，抗得水随人意流。只要长江不断流，拼死拼活夺丰收。”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奋起抗旱，疏浚沟河，开挖渠道，架机翻水，每天投入抗旱的劳力高达30多万人，累积完成土石方628万方。8月抗旱进入关键时期，农作物需水进入高峰期，受旱面积越来越大，抗旱水源越来越少，水路越来越远，抗旱设备损坏越来越多，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门会议，号召城市各行各业支援农村抗旱，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设备出设备，南京市工交系统支援电动机、水泵等1000多台，1.54万马力，钢材105吨，柴油3万多吨，电1.5亿多度，配件上万件，组织100多名技工下乡巡回修理抗旱设备，市财政拨出专款185万元给各地，迅速购置排灌设备，广大农民发扬千里百担一亩苗的精神，大搞人工抗旱，三车六桶一起上，六合县人工挑水点浇面积达27万亩次，江浦向阳公社共出动1000付水桶，经过多月的奋战，取得了抗旱斗争的胜利，农业获得了好收成。1978年抗旱共投入抗旱设备33.25万马力，共翻引水源19.7亿立方米，支出抗旱经费1400多万元。

　　[1994年特大干旱]

　　1994南京地区发生了解放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产生干旱的主要原因，一是降雨量稀少，6月9日至9月4日，全市各地基本没有降过透雨，无雨天数长达87天，6～8月南京地区降雨量只有175～24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6成。二是梅雨期短，梅雨量少，6月21日入梅，6月28日出梅，梅雨期仅8天，梅雨量13～35毫米，是常年梅雨量的5～15%，解放以来，排行为第一位。三是持续晴热高温，水面蒸发量很大，高于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长达36～40天，6～8月蒸发量665～745毫米，是同期降雨量的3～3.5倍。四是水库塘坝蓄水严重不足。干旱开始时，水库塘坝蓄水量只占应蓄水量的54%，其中水库只占36%，干旱发生后，14万面塘坝全部干涸，小型水库基本干涸，12座中型水库干涸3座。

　　1994年1～5月南京市各地降雨量偏少，水库塘坝蓄水量严重不足，5月上旬，市政府召开防汛防旱工作会议，根据长期天气预报，市政府领导要求各地做好防汛防旱两手准备。6月降雨量继续偏少，丘陵山区农田缺水插秧，旱情开始露头，为了确保完成水稻栽插任务，6月上旬，市政府在六合县召开抗旱现场会，要求各地抓紧翻水抗旱。7月，旱情迅速发展，并越来越严重，很多农田缺水插秧，部分已插秧苗枯死，引起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立即深入各区县，深入抗旱第一线，深入田头检查，要求各级中共党委、各级人民政府当前要把抗旱斗争作为头等大事、中心工作、紧迫任务来抓。要开足马力翻水抗旱，各行各业要大力支援抗旱斗争。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足长期抗旱，抗大旱的要求制定抗旱预案，要科学调度水源，首先要确保人畜饮用水源，确保口粮田灌溉水源，要高水高用，水库的水要满足库上农田抗旱需要，减少库下自流灌溉面积，要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千方百计开辟新水源。供电部门要调整用电计划，暂停一批耗电大的企业，支援农村抗旱用电。物资部门积极采购，及时供应抗旱柴油。银行部门按低于2～3个百分点利息提供贷款，共支援农村抗旱贷款2500万元。财政部门拨出500多万元支持各地抗旱。各区县充分发动群众，开沟筑渠引水，抢修抗旱设备。8月上旬，受旱农田由丘陵山区扩展到圩区，江河水位大幅度下降，水源严重不足，农作物生长进入旺盛时期，抗旱斗争进入关键时刻。中共南京市委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当前抗旱形势，对夺取抗旱斗争全面胜利作出重要部署，立即组织中共南京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套班子的领导，组成抗旱小组，分赴各郊县帮助抗旱。要求各郊县进一步发动群众，不惜一切代价抗旱到底，确保完成30亿斤粮食生产任务。要迅速增添抗旱机电设备，立足长江水源，在各条通江河口，打坝架机翻引长江水。号召城市人民支援农村抗旱，有人出人，有设备出设备，有钱出钱。一场抗旱攻坚战轰轰烈烈展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宁各部队派出2万多名官兵支援六合县开挖金牛山水库送水渠，支援江宁、江浦、溧水等县抗旱，支援车辆、机械设备2239台次，派出60多个医疗小分队，援助柴油150吨，经费近100万元。各郊县在石渍河口，城南河口、七乡河口、九乡河口、三江河口、杨家湾、新桥河、农坎口等20多处，临时架机200多台，翻引长江水源。六合、高淳等县的临江圩区不准开涵引用红山窑、杨家湾翻水站翻引的水源。开启溧水天生桥闸，利用水位差，引石臼湖水补充秦淮河水源。秦淮新河、六合红山窑等14条骨干抗旱翻水线，开足马力翻水抗旱。市消防、环卫、市容等部门，从8月上旬起，每天组织54辆送水车，为5县丘陵山区吃水困难的群众送水。驻宁部队派出65辆送水车为灾区群众送水，出现8位将军同时为江浦县灾民送吃水的感人事迹。抗旱攻坚战打了两个月，终于夺取抗旱斗争全面胜利。

　　1994年南京市投入抗旱人数65万余人，投入电动机23万千瓦，柴油机20万马力，完成挖河筑渠等土方230万方，引水量5.53亿立方米，翻水量16亿立方米，耗电23亿度，耗油1.5万吨，支出抗旱经费2.18亿元。

　　1994年抗旱进入关键时期后，全市人民积极响应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开展赈灾捐助活动，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共收到捐款5543481.75元、柴油530吨，化肥500吨。灾后，各级民政干部深入灾区，妥善安排灾民生活，共支付救灾款400多万元，救灾粮280万斤，发放棉衣8.8万件，保证了没有因严重旱灾死一个人。1995年2月23日，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对在1994年抗旱斗争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三、抗灾指挥机构

　　

　　　　民国以前，没有抗灾指挥机构，发生水旱灾害以后，由各级官员处理灾情。民国20年（1931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后，民国政府建立临时救济水灾委员会，负责处理救灾和修复水毁工程。解放以后，各级人民政府都成立了防汛防旱指挥机构，并不断完善和加强。

　　[市级]

　　市防汛防旱指挥机构名称叫南京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1949年7月26日成立，是个临时机构，每年汛前（5月1日）恢复成立，汛后（9月30日）结束撤消。1991年改为常设机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南京市水利局，负责处理日常防汛防旱工作，配备8名事业编制人员。

　　南京市防汛防旱指挥部由南京军分区、市政府计划、经济、公安、城建、水利、农林、民政、物资、交通、商业、供电、监察、气象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组成，1987年以前，指挥长由一名分管副市长担任，1987年以后由市长担任。每年汛前，召开一次防汛防旱会议，各区、县、市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全面部署防汛防旱工作。

　　南京市防汛防旱指挥部的职能是：贯彻执行国家、省、市防汛防旱工作的法律法规，组织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制定修复水毁和除险加固工程计划等。

　　南京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受南京市人民政府和江苏省防汛防旱指挥部领导。

　　

　　城区]

　　根据城市防汛工作的特点，1985年成立城区防汛指挥部，是个临时机构，1995年改为常设机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南京市城建部门，配备8名事业编制人员，由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任指挥长，受南京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领导。

　　南京市城区防汛指挥部由城区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区长、市城建、规划、园林、交通、供电、气象等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城区范围内的防洪、排涝、防风等工作。

　　[联防]

　　涉及两个以上区县的主要河道和重要地区的防汛工作，成立联防指挥部。市级防汛联防指挥部由市防汛防旱指挥部组建，指挥、副指挥由市防汛防旱指挥部任命。1990年以前，市级防汛联防指挥部有滁河、大厂、浦口、下关、燕子矶、飞机场、秦淮河、沙洲圩、两湖等九个，1996年减少到滁河、秦淮河、沙洲圩、飞机场、两湖等五个，其中秦淮河防汛联防指挥部由江苏省防汛防旱指挥部负责成立，由江苏省防汛防旱指挥部任命指挥、副指挥，南京市、江宁县、溧水县防汛防旱指挥部参加，各联防指挥部配备联络员，每年汛前召开会议，通报情况，解决问题，汛期根据需要及时召开会议，负责做好防汛协调工作。

　　[区、县级]

　　各区、县人民政府都成立防汛防旱指挥部，郊县为防汛防旱指挥部，城区为防汛指挥部，郊县防汛防旱指挥部1991年以前为临时机构，1991年后逐渐改为常设机构，各指挥部下设办公室。郊县防汛防旱办公室设在郊县水利局，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城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各区城建局，临时机构。各区县防汛防旱指挥部负责做好本区县范围内的防汛防旱工作，受各区县人民政府和市防汛防旱指挥部领导，城区防汛指挥部同时受市城区防汛指挥部领导。

　　[乡镇及其它]

　　每年汛前，各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市、区、县防汛防旱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成立乡镇防汛防旱指挥部，负责做好本乡镇范围内防汛防旱工作。洪水来临时，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城区各街道，有防汛任务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都要成立防汛领导小组，除了做好本单位防汛工作外，还要及时完成市、区、县防汛防旱指挥部交办的任务。

　　防汛防旱工作是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解放以后，一直受到中共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汛情严重时期，党、政主要领导全力以赴抓防汛、抢险、救灾，届时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升格，由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建立防汛防旱核心领导小组，各单位、各部门主要领导参加，分工负责，各尽其职。

防汛防旱概况
　　南京市是个容易发生水旱灾害的地区，根据历史资料的不完全统计，自西汉惠帝五年（前190年）至1999年的2000多年中，共发生水旱灾害453次，其中水灾240次，旱灾173次，水旱灾交错40次。容易发生水旱灾害的客观原因：一是地理位置。南京市地处江河下游，中上游11个省市，面积176万平方公里范围内降雨产生的洪水都要从南京通过，是一个典型的“洪水走廊”。二是地形特征。南京市320万亩耕地中，分布在沿江沿河两岸的圩区占45%，这些耕地地势低洼，地面高程一般低于历史最高洪水位3-6米，受江河洪水威胁很大，再遇陡降暴雨，农田就会发生严重内涝，城市就会积水。55%耕地分布在丘陵山区，这些耕地地势较高，高低不平，远离江河，水源缺乏，容易发生旱灾。三是降雨分布不匀。南京市年平均降雨量约1000毫米，但时空分布很不均匀，丰水年降雨量高达1621毫米，枯水年只有448毫米，汛期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65%，汛期中梅雨明显，梅期中，经常发生连降暴雨、大暴雨，出现过24小时降雨274毫米，2天降雨量320毫米，7天降雨量396毫米的记录。出梅以后，经常出现长时间高温晴热天气。
　　民国以前，每当水旱灾害来临，民间通过乡规民约，组织防汛防旱，而官方见诸于记载的活动只是：求神、赈济、免税以及灾后对水毁工程的恢复建设。灾害发生过程中的抗灾纪实则阙如。民国24年（1935年）5月，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在南京召集湘、鄂、赣、皖、苏5省政府及南京市政府、江汉工程局开会，根据民国20年大水的经验教训，决议《防汛办法大纲》，规定南京长江堤顶设计标高应高出民国20年最高洪水位1米，为10.29米，将危险水位定为8.92米，超过危险水位时，须报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上报申请专款紧急处理。规定南京下关站水位上涨达到7.17米时为防汛开始时期，退落到7.17米后，为防汛结束时期。民国35年，南京市政府制定《防汛计划》，主要内容为：尽量利用民间防汛组织，发动人力、物力参加防汛，由修堤工程处派员指导，运输汽车由修堤工程处调拨，挑土工具由民间自备，防堵材料如麻袋、木料除有关机关调用外，用现款购置，油料全部自备，人力郊区以每甲为单位，每户以1人为标准，汛前组织准备就绪，演习1～3次。各区成立防汛委员会，由当地党、政、军、警、宪和法团组织参加。如下关区组成1000人以保、甲为基本单位的防汛队伍，并由该区警察和宪兵组成督导队，防大汛，参加抢修。
　　解放以后，各级人民政府高度重视防汛防旱工作。每年汛前，都要从思想、组织、工程、物资等方面认真做好准备。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同年7月26日建立南京市防汛指挥部，1991年将南京市防汛防旱指挥部改为常设机构，每年汛前召开防汛防旱会议，通报水雨情信息，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广泛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要克服麻痹思想，树立抗大灾、抗多灾的思想准备。 　　抓紧抢修防汛防旱工程，防汛工程必须在4月30日前按质按量完成，抗旱工程必须在6月30日前完成。 　　做好人力和物资准备，调整好市防汛指挥部、联防指挥部组成人员；落实好巡逻队、抢险队、预备队等三支队伍。巡逻队、抢险队、预备队以乡镇组建为主，每支队伍的人员多少，根据本地区防汛防旱任务大小决定，主要任务是做好本乡镇的防汛防旱工作。特殊情况，受区、县防汛防旱指挥部的调令，支援兄弟乡镇防汛抗旱。市、区、县也要组建一定数量的抢险队和预备队，市防汛防旱指挥部要求南京军分区在城区范围内以大中企业中骨干民兵为基础，组建一支3000～5000人抗洪抢险预备队，听从市防汛防旱指挥部调遣，支援重点地区抗洪抢险和抢修抗旱工程，三支队伍中的抢险队队员要以青壮年为主，队长由各单位负责人担任。每年汛前要举办抢险技术培训，进行现场抢险技术演习，提高队员的查险、抢险技术水平。
　　防汛防旱需要很多物资和设备，每年要与市物资、供销、商业等部门或公司联合发文，明确准备的防汛防旱物资的名称、数量和供应方法。80年代以前，联合发文准备的防汛防旱物资有钢材等18种。8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开放，储备的物资品种逐年减少，到1999年，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准备的防汛物资只有5 种，即防汛草包100万只，由市土产公司负责供应；防汛木材500立方米，由市木材公司负责供应；防汛块石30万吨，由市长江、滁河、秦淮河管理处负责供应；编织袋20万只、土工布2.5万平方米，由市水利局仓库负责供应。区、县防汛防旱指挥部也要准备一定数量的防汛防旱物资。各乡（镇）、村要广泛发动群众，以农户为单位，或以责任田面积为单位，交纳一定数量的木桩、草包、编织袋、浪草等防汛物资，集中保管，统一调度使用。 
　　落实防汛防旱责任制准备，1987年国家防汛总指挥部提出，防汛工作要实行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中心的各项责任制。从1987年起，南京市防汛防旱指挥部的指挥由市长担任，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同时实行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分工负责区县防汛防旱工作负责制；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各组成部门分工责任制；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各项防汛防旱工程，防汛防旱工作分级负责制等。要求各区县防汛防旱指挥部也要落实好行政首长、领导分工、分级负责等责任制，特别要落实好河道、堤防、水库、圩区、涵闸、排灌站等防汛防旱工程管理责任制，要做到专人负责、专人巡查、专人看守，把每项防汛防旱工作落实到人，每项防汛防旱工程管理落实到人，对责任人明确要求，明确责任，明确纪律。市防汛防旱指挥部与各区县防汛防旱指挥部签定防汛防旱工作责任状，并将各项防汛防旱工作、各项防汛防旱工程管理责任人汇编成册，以供备查。
　　制定防汛防旱预案，水旱灾害的发生和发展是很难预测的，为了不打无准备之战，做到指挥有条不紊，必须做好防汛防旱预案的制定。防汛防旱预案就是根据防汛防旱工程的现状，对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雨情、水情和灾情，所采取的对策。由于防汛防旱工程不断变化，预案要不断进行修改。预案要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方可执行，甚至要立法执行。南京市防汛防旱指挥部编制的防汛防旱预案有南京市防汛预案、南京市抗旱预案、滁河铁路圩防汛预案、长江中三个江心洲防汛预案。
　　防汛预案1991年编制。1995、1996年修改。依据确保重点，兼顾一般，预防为主，防重于抢，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把洪水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原则编制。防汛预案的主要内容：制定长江南京河段、滁河、秦淮河、水阳江及石臼湖、固城湖等大江大河大湖和中型水库出现不同频率的洪水位时，采取的洪水调度方案和防御洪水的工程与非工程措施。 
　　铁路圩防汛预案。江浦县铁路圩是国家、省、市、县重点防汛地区，从60年代起，多次拟定过铁路圩防汛预案。1977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关于滁河渡汛措施的初步意见”。1980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关于滁河渡汛问题商议情况的报告”。1991年滁河大洪水后，1992年国家防总、水利部提出“关于滁河洪水调度方案”，1993年铁路实行自保以后，国家防总提出“关于滁河洪水调度方案（试行）”。南京市铁路圩防汛预案依据死保京沪铁路安全畅通的原则制定。预案的主要内容是：按照水情严重程度，确定一线指挥部指挥的级别，从人力、物力等方面支援严防死保及抗洪抢险的方案和措施，放弃民圩确保铁路圩的实施方案等。 　　长江中三个江心洲防汛预案。长江南京河段江中的新济洲、梅子洲、八卦洲，历来是南京市防汛重点地区之一，每次长江大洪水，省、市、区、县各级领导都十分关心洲上5万多人的安全。1983年、1991年大洪水时拟定过转移三洲群众的方案，1995年长江大洪水时正式编制三洲群众转移方案，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立即电告有关区、县防汛防旱指挥部执行。1996、1998年修改。三洲防汛预案依据确保三洲人民生命安全，确保长江遭遇1954年型大洪水时，经过严防死守，实现不决堤破圩的原则编制。三洲防汛预案的主要内容是：制定准备转移老弱病残幼群众的洪水位，准备转移人员所需的车船，施实转移老弱病残幼的上船、下船地点和安置的方案，从人力、物力等方面支援三洲严防死守，确保不决堤破圩的措施。
　　防旱预案1994年编制。依据扎根长江，积极翻水，确保人畜饮用水水源，确保口粮田灌溉水源，兼顾一般，尽量减少干旱造成的损失的原则编制。防旱预案的主要内容是：充分发挥已建抗旱工程作用，开足马力翻水抗旱，开足马力翻水灌塘灌库。充分发动群众打坝、挖河。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添置排灌机械，架设临时翻水站，新增翻水能力。按照先生活，后农田灌溉，先库上，后库下的原则合理使用水库水源。积极开辟新水源。加强用水管理。 
　　水旱灾害发生后，首先要加强领导，各级人民政府要把抗灾工作列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中心工作来抓，主要领导要坐镇指挥，亲临第一线检查指导，及时解决抗灾斗争中所需的人力、物资和经费。要迅速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抗灾斗争中去，依靠群众严防死守，积极抢险，化险为夷。要及时准确掌握雨情、水情和工情的变化，作出科学分析，正确的指挥。要派出工作组、专家组深入各地帮助指导抗灾工作。 　　发生决堤，破圩或因缺乏水源，人畜饮用水困难，大面积农作物枯死等严重灾情后，要立即做好各项救灾工作，把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救人，把受灾群众转移到安全地方去，确保不死一个人。调运物资、搭设临时工棚，或腾出厂房、仓库、校舍、临时安置受灾群众，责成有关部门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供应、卫生防疫、救灾物资供应、社会治安、学校复课和重建家园等工作。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友爱精神，动员全社会捐赠钱、物、支援灾区。召集技术人员讨论救灾方案，及时堵口排水，改种补种其它农作物。 　　洪水退下去或旱情解除以后，要抓紧做好灾后工作。责成有关部门，继续做好灾民的生活供应、卫生防疫、社会治安工作。帮助灾民修复倒塌的房屋，做好重建家园工作。调查水毁工程，编制水毁工程修复和冬春水利建设计划，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灾民修复水毁和抗旱工程。帮助灾民安排其它生产自救渠道，千方百计增加灾民收入。 　　　　　　一、水灾 　　　　　　自西汉惠帝五年（前190年）至民国37年（1948年）的2000多年间，南京市共发生水灾219次，水旱交错27次。解放50年来，共发生水灾21次，水旱交错13次，其中严重水灾11次，即1949年、1954年、1969年、1972年、1975年、1983年、1991年、1995年、1996年、1998年、1999年。 　　　　南京市境内的水灾是洪灾、涝灾、渍害统称。洪灾是因客水压境或本地区连降暴雨，江河水位陡涨，超过江河两岸地面高程形成的。涝灾是江河洪水位超过地面高程后，本地区又连降暴雨，农田积水不能自流排出形成的。渍害是本地区长时期阴雨绵绵，地下水位很高，土壤含水量长时期处于饱和状态，影响农作物生长形成的。在发生洪涝灾害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台风和飓风，台风和飓风会带来狂风暴雨，加重洪涝灾害的程度。洪灾、涝灾、渍害有时单独发生，有时同时发生。在同一年里，经常发生先旱灾后水灾，或者先水灾后旱灾的旱涝交错情况。总结历史上，特别是解放以后，南京市发生水灾的情况，可划分四种类型：
　　1．长江流域大洪水与南京市境内和南京市境内各条江河上中游地区普降暴雨产生的大洪水相遇，呈现出江河湖水位高、高水位持续时长、洪涝并发，防汛形势全面紧张，容易发生重大灾情的严峻局面，称之为流域型大洪水。1954、1983、1991年的水灾属于此类型。 　　　　2．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时，南京市境内和南京市境内的各条江河上中游地区降雨正常或偏少。洪水主要威胁长江南京河段两岸及固城湖和石臼湖地区，称之为长江型大洪水。1973、1977、1998年的水灾属于此类型。 　　　　3．长江流域没有发生大洪水，长江南京河段水位正常，而南京市境内的滁河、秦淮河、水阳江及其中上游地区普降暴雨，发生大洪水；或者其中1条或2条江河发生大洪水，称之为区域型洪水。1969、1975、1987年的水灾属于此类型。 　　　　4．长江和南京市境内的各条江河水位平稳，一个乡镇或几个乡镇范围内遭受集中暴雨产生的洪涝灾害，称之为局地型水灾。1965、1972年的水灾属于此类型。
　　民国以前发生的水灾，其雨情、水情、灾情和抗灾活动等记载都很简单，往往是“夏大水”，“秋大水”，“江潮大溢”，“圩尽溃”，“一片汪洋”，“民舍倾圮”，“存者寥寥”等记载。民国以后，开始设雨量、水位观测站，但数量很少。解放以后，雨情、水情观测普及到大中型水利工程和乡村，形成网络。因此，雨情、水情、灾情和抗灾活动等记载资料日趋全面、准确、及时。
　　[民国20年（1931年）长江全流域大洪水]
　　民国20年入夏以后，长江流域气候异常，出现长时间降雨天气。降雨范围之广、降雨量之多、降雨强度之大，均为历史罕见，因此，酿成20世纪以来首次长江全流域性大洪水。
　　民国20年雨季来得早，4月湖南省湘江，江西省赣江流域上游地区普降大到暴雨，月降雨量在300毫米以上，比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5月雨区北抬，长江中下游地区、洞庭湖、鄱阳湖水系连降大到暴雨，平均月雨量在300毫米以上，暴雨中心在湖南省湘江流域，月雨量高达400毫米以上，比常年同期偏多5成至1倍；6月上中旬降雨不多，6月28日至7月底，雨区长时间稳定在长江中下游干流两岸地区以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灃水流域，并出现三次日降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过程；7月降雨量在300毫米以上的雨区范围约76万平方公里，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42%，600毫米以上的雨区范围约7万平方公里，月最大点雨量发生在湖北省监利，为78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倍；8月上旬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才基本结束，雨区移到长江上游四川省境内和汉水流域，多次出现日降100～250毫米的强降雨过程，多次形成暴雨叠加格局。
　　南京地区同长江流域一样，4月开始降雨量增多，4～6月每月降雨量都在100毫米以上。南京市4月降雨量116毫米，5月115毫米，6月117.5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近5成，7月几乎天天降雨，降雨天数长达23天，降雨量高达618.8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3倍，出现三次强降雨过程，7月24日一天降雨量达198.5毫米。1931年南京市汛期（5～9月）降雨量978.2毫米，约等于常年年总降雨量，全年降雨量1411毫米，比常年偏多4成。 　　受降雨影响，民国20年长江洪水来得早，来得猛，持续时间长。4月23日湖南省湘江、江西省赣江上流就出现全年最大洪水和最高洪水位。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自4月中旬开始迅猛上涨，汉口自4月10日～5月10日，1个月内水位上涨7.31米，南京上涨2.01米，7月5日以后，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再次迅猛上涨，先后全线超过警戒水位，7月下旬～8月上旬，长江中下游洪水与川水遭遇，致使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居高不下，相继出现全年最高洪水位。长江南京河段下关站高潮水位7月24日超过8.50米警戒水位，9月15日出现9.29米全年最高洪水位，10月10日退出8.50米警戒水位，超过警戒水位的历时长达78天。
　　民国20年汛期长江上游各大支流，汉水、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多次出现洪峰，长江干流洪水总量很大，测量长江上游来水量的宜昌水文站6～9月共出现大于35000秒立方米流量的洪峰6次，其中8月10日最大、洪峰水位55.02米，洪峰流量64600秒立方米。测量流入长江下游来水量的大通水文站6月20日出现最大洪峰流量为52300秒立方米。1931年5～10日长江洪水总量8210亿立方米，年迳流总量12000亿立方米。 　　民国20年长江发生全流域性大洪水的同时，淮河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水，在江淮洪水的夹击下，南京地区又遭遇特大暴雨，因此灾情很严重。长江流域干流堤防共决口354处，淹没面积88000平方公里（不含湖泽面积），淹没耕地5000万亩，灾民2800万人，死亡14.5万人，经济损失13.5亿银元。南京地区自7月中旬连降暴雨以后，除紫金山脚，雨花台畔等高地外，一片汪洋，陆地行舟，小船从成贤街可撑到太平门、夫子庙、三牌楼，黄浦路水深竟达胸部，下关电厂停产，铁路中断，历时长达2～3个月，灾民3.5万人，倒房4171.5间，梅子洲死亡百余人。高淳、溧水、江宁、江浦、六合五县和南京市郊区江河堤防溃决甚多，淹没农田百余万亩，江河以两岸以山丘为界，长江南京段江面宽达10余公里，高淳县为江苏省重灾县，其余4县为次重灾县。
　　灾情发生后，市政府共拨银元9631.9元，在黄浦路、下关江边、夫子庙、西水关等地，用麻袋盛土做坝，向常州、无锡等地租大型抽水机15台，日夜排水。8月市政府组成首都水灾救济委员会，在下关、水西门、汉西门等地搭棚收容灾民3.5万余人，每人每天发给半斤面粉的馒头，抗灾救灾共计支出5万元，其中中央政府赈款3万元，社会筹募1万多元。灾后，市政府工务局以为“京市城厢被水淹之最大原因，为城墙下各旧式涵洞和东西水关水流倒灌。故城区之防汛工作，首要是闭塞旧涵洞和兴建东西水关之闸。
　　[1949年严重洪涝灾害]
　　汛期长江上中游地区普降暴雨，大通站流量不断增加，7月19日高达68500秒立方米，在长江上中游洪水压境下，长江南京河段下关站洪水位不断上涨，6月24日超过8.50米警戒水位，7月25日出现9.17米最高洪水位，8月25日退出警戒水位，超过警戒水位的历时62天，7月25日，正值江河出现最高水位时，又遭遇台风暴雨过境，因此，产生严重洪涝灾害。南京市郊区受淹农田2.8万亩，死亡6人，倒塌房屋2542间。江宁县江堤决口20余处，淹没农田14.7万亩，死亡15人。溧水县石臼湖最高水位11.15米，堤防决口147处，淹没农田7.13万亩。高淳县固城湖最高水位11.50米，全县143个圩，除相国、永丰、保胜、大丰等圩外，破圩120个，淹没农田12.7 万亩，县城淹水1米多深。江浦县堤防决口21处，淹没农田3万亩，六合县受灾农田面积45万亩。
　　灾情发生后，7月26日，成立以周俊民为总指挥、罗士高、刘宠光为副指挥的南京市防汛指挥部，组织3.7万余人抢修两浦、下关、上新河、燕子矶等处堤防。解放军驻两浦部队全力参加抢险，使柳州江堤和浦口至江浦公路缺口等险情转危为安，保障了居民和15万亩农田防洪安全。秋冬季，市政府立即组织灾区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军民协同抢种麦子23万亩，修复水毁堤防370公里，挖土方192万方。
　　[1954年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
　　1954年春季开始大气环流反常，雨带长时间徘徊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期比常年延长1个月，5～7月大范围暴雨达9次之多，致使长江发生了百年未有的全流域特大洪水。4月江西省鄱阳湖水系开始普降大到暴雨，月降雨量达500毫米以上，5月雨区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干流以南地区，月降雨量均在300毫米以上，其中鄱阳湖水系在500毫米以上，6月雨区依然在长江中下游干流以南地区，并向西扩展到湖南省洞庭湖水系，月降雨量达500毫米以上，7月雨区北抬，降雨中心在长江中下干流南北两岸，月最大降雨量达1265毫米，是汛期中降雨量最多的一个月，7月下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基本结束，8月雨区移到四川省境内和汉水流域，最大月降雨量654毫米。1954年汛期降雨主要集中在5～7月，在这三个月里，降雨历时很长，空间分布均匀，降雨总量很大，暴雨次数频发。月降雨量300毫米以上的雨区范围：5月74万平方公里，产水量3010亿立方米；6月71万平方公里，产水量3220亿立方米；7月91万平方公里，产水量4280亿立方米。在这三个月里，共发生12次强降雨过程，6月22～28日的强降雨，100毫米以上的雨区笼罩面积达69万平方公里，产水量1269亿立方米。在这三个月里，暴雨中心在江西省鄱阳湖水系和安徽省大江南北两侧，合计降雨量在1200毫米以上，最大点雨量（黄山站）2824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3倍。
　　1954年的洪水来得早，4月开始进入汛期，江、河、湖水位迅猛上涨，6月中旬至下旬，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相继超过警戒水位，在江河湖水均已盈满的严竣形势下，7月又出现大范围暴雨，8月又与川水、汉水相遭遇，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节节攀升，居高不下，8月上、中旬先后出现历史最高洪水位。10月才缓慢退出警戒水位。
　　1954年长江各大支流洪水过程呈连续多峰型，经流域调节后，干流洪水过程涨消缓慢，洪水总量很大，宜昌站6～8月共发生大于40000秒立方米的洪峰5次，最大洪峰出现在8月7日，洪峰流量为66800秒立方米，洪峰水位55.73米，大通站最大洪峰出现在8月1日，洪峰流量92600秒立方米，洪峰水位16.48米，5～10月洪水总量10273亿立方米，为多年平均值的1.6倍，年迳流量13590亿，为多年平均值的1.49倍。 　　1954年洪水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本世纪以来最大的洪水，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及时加固了堤防，兴建了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启北闸，共分洪水122.7亿立方米，同时各级人民政府积极组织抗洪抢险，保证了重要堤防和重要城市安全，大大减轻了灾情，长江中下游干流堤防共决口64处，淹没耕地4755万亩，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3169人。
　　南京地区同长江中下游地区一样，降雨主要集中在5～7月。南京市5月降雨量165.3毫米，6月266.5毫米，7月465.1毫米，汛期1035.4毫米，全年1460.7毫米，6月23日入梅，7月30日出梅，梅期38天，梅雨量604.7毫米，均为历史之最，7月发生多次强降雨过程，7月2日一天降雨量高达117毫米，7月15日、8月25日、9月25日三次遭受台风侵袭，把抗洪斗争形势推向最险峻的局面。长江南京河段下关站高潮水位6月18日超过8.50米警戒水位，8月17日出现10.22米历史最高洪水位，10月11日退出8.50米警戒水位，超过警戒水位的历时115天。超过10米水位的历时28天。大通来量高达92600秒立方米，全年洪水总量13590亿方。在长江上中游特大洪水压境和南京市境内连降暴雨袭击下，发生了严重洪涝灾害。南京城区7月1～2日连降133.6毫米大暴雨后，地洼地区严重积水，城墙以内和下关区，积水面积约11.32平方公里，水深达1.5米，26447户人家进水，由于连阴雨和长时间积水，倒塌房屋741间，倒塌城墙7处，中华西门城墙倒塌时，砸死15人，砸伤14人，7月22日起大校场机场停飞，下关火车轮渡停运，郊区沿江沿河两岸低洼圩区全部溃决或沉没，淹没农田面积56486亩，倒房3900间，八卦洲死2人，86人在抢险中牺牲。9月6日龙潭大仙堂、新坝、焦洲圩等处江岸发生严重崩坍，威胁沪宁铁路行车安全，10月浦口连续发生严重江岸崩坍，江宁、江浦、六合、高淳、溧水五县圩区，除高淳县相国圩外，全部溃决或沉没，淹没农田近150万亩，倒塌房屋7.87万间，死亡271人，为确保太湖地区安全，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派镇江地区副专员带一个警卫连，日夜武装守护东坝，津浦铁路通过江浦县滁河圩区时减速行驶。
　　1954年洪水来得早，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5月下旬要求迅速恢复成立市、区、县防汛指挥部，做好确保铁路、公路干线，沿江重要工厂、仓库、码头等重点防汛地区的防汛安全的各项准备。6月洪水来临，市、区、县防汛指挥部要求各地抢修堤防保证江堤顶高达到11.2米，河堤达到10。7米，并组织城市工人、学生、部队1万余人支援抢修堤防，市领导分赴沿江重点防汛地区检查指导防汛，6月18日，八卦洲在上坝小学处，首先决堤破圩，郊区先后又破圩11处，淹没农田1.6万亩，7月1-2日南京市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城区大面积积水受淹，7月15日，又遭台风袭击，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市防汛指挥部召开紧急动员大会，要求广大党员、共青团员，以身作则，带领广大群众抗洪救灾，要求迅速抢做二期江河堤防，把江河堤防再加高50厘米，南京市6.3万军民参加了抗洪抢险战斗，其中驻宁部队5000人，城区筑坝打围架机25台套，计170为马力抢排积水，郊县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市主要领导洪沛霖、贾世珍坐阵重点防汛地区。8月17日长江南京段下关站出现超历史的最高洪水位，省防汛总指挥部通知，36小时内将有9级台风过境，市防汛指挥部宣布南京市防汛进入最紧急时期，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进行总动员，组织一切力量，限期完成第四期、第五期抢险工程任务。在堤顶抢做30厘米高子埝，从东北、上海等地调运大批防汛物资。8月24日中共南京市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致参加抗洪抢险斗争的全体人员慰问信，9月12日，栖霞大仙堂塌江，江水直冲沪宁铁路路基，在中共江苏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南京市立即组织8000多人与铁路工人并肩作战，打响抢修江堤，加固路基的战斗，10月29日，长江南京段下关水位退到警戒水位以下，抗洪抢险取得伟大胜利，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对抗洪抢险有功人员进行了表彰，冬季掀起了大规模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和修复水毁工程的活动。
　　参加1954年抗洪抢险人员共65万人，其中解放军2万余人，完成土石方210万方，动用汽车500余辆，船只3600多艘，耗用草包等250余万条，市支出经费250余万元，尹士礼等16位解放军战士献出生命。
　　[1975年滁河大洪水]
　　8月16日至18日受4号台风的影响，滁河中下游地区陡降大暴雨，暴雨中心在清流河、来安河一带，700毫米的降雨范围约100平方公里，300毫米的降雨范围约5000平方公里，安微省扬郢降雨量达867毫米，六合县新集、大泉一带降雨也在300毫米以上，雨后山洪暴发，安徽省来安县屯仓大型水库水位超过坝顶20厘米，溢洪流量达1500秒立方米，滁河水位暴涨，出现了历史最高洪水位，江浦县晓桥站最高洪水位12.17米，汊河集站12.14米，洪峰流量834秒立方米。
　　洪水发生后，为了确保津浦铁路畅通和沿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共南京市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贯彻中共江苏省委指示，组织各行各业支援滁河抗洪抢险，会后派一名市委常委带领一批市级机关干部奔赴江浦晓桥，与江浦县和铁路部门共同组建铁路圩抗洪抢险前线指挥部，从六个城区大中型企业抽调万名基干民兵，轮流前往铁路圩守堤抢险，解放军驻宁部队派出5000多名官兵支援铁路圩抗洪抢险，南京军区、省市委、省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亲临铁路圩抗洪抢险现场慰问指导，省市防汛指挥部日夜值班，收集雨情、水情、工情资料，做好领导参谋，迅速调运抗洪抢险所需物资。沿滁河各区县、公社都已紧急行动起来，组织群众上堤，圩区人力不够从山区调，10多万抗洪大军日夜战斗在滁河大堤上，江浦县铁路圩堤防上，每1～2米就有1人防守，形成一道“人墙”，发现险情及时抢险。经过20天的奋战，实现没有破一个圩，倒一个库，保证了津浦铁路畅通的目标。1975年抗洪抢险共出动排涝设备2060台套，计68400马力，水车880部，抢救重大险情18处，完成土方50多万方，耗用石方7060吨、草包58万条、经费240万元。
　　[1983年特大洪水]
　　1983年特大洪水从南线高淳、溧水两县拉开序幕，接着中线长江水位猛涨，尔后北线滁河遭到大暴雨的袭击，南京市出现大洪大涝的严重局势。6月19日入梅以后，水阳江流域连降暴雨和大暴雨，梅雨量达400至1000毫米，比1954年同期偏多2～4倍，是有记载资料以来最大的梅雨量。雨后山洪暴发，河湖水位猛涨，大片农田内涝，部分圩堤决口。固城湖高淳水位，7月15日上涨到12.57米，超过1954年最高洪水位0.12米。石臼湖蛇山水位7月15日上涨到12.28米，仅低于1954年水位0.17米。正当高淳、溧水抗洪斗争进入紧张的时候，中线长江两岸告急。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连降大暴雨，形成长江干流第二次洪峰，加上潮汛的影响，长江南京下关水位猛涨，7月1日下关高潮水位上涨到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2米，7月13日上涨到9.99米，出现今年最高洪水位，仅比1954年特大洪水位低0.23米，是有水文记录资料以来的第二个高水位，对南京城区、沿江两岸工矿企业、水陆交通设施、大片农田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在迎战长江第三次洪峰的时候，7月22至23日，滁河支流清流河、来安河和六合县北部遭到160至200毫米大暴雨的袭击，北线滁河水位陡涨，出现今年第二个洪峰。江浦县晓桥7月23日出现11.56米的洪峰水位，是解放以来第三高水位，六合7月23日出现9.67米的洪峰水位，比1954年最高洪水位仅低0.18米，是解放以来第二高水位，京沪铁路、苏北公路干道、六合县城和沿滁50多万亩农田受到很大威胁。暴雨和洪水造成了一些损失。全市共破圩41个，其中万亩以上大圩三个（即高淳县跃进圩、江宁县龙潭圩、大厂区长芦圩），淹没耕地11.6万多亩，内涝成灾面积16万多亩，淹没房屋6.1万多间，其中倒塌1.8万多间，受灾人口13.2万多人，死亡18人，停产和部分停产的工厂有20多家。
　　暴雨和洪水就是命令。南京市人民在省市委、省市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的拼搏精神，奋起抗洪抢险，在50多天里，打了4个战役：
　　高溧两湖之战。从6月下旬开始，当两湖水位超过警戒水位以后，凌启鸿副省长，张耀华市长，葛德滋副书记等领导同志亲临两县，查看水情，研究措施，并派姜濂宗副市长坐镇指挥。高淳、溧水两县立即进行了紧张动员，组织各方力量，加强巡逻检查，调运物资器材，展开全面防守。在两湖水位接近12米时，根据省、市委的指示，高淳县调整了抗洪部署，在全面防守的基础上，全力以赴加强重点防守，死保关系太流域安全的封口坝和茅东闸安全，突击加固从高淳县城到保胜圩17华里长的二道防线堤防，以确保县城和官溪河南北两片20多万亩大圩的安全。溧水县从山区抽调4.6万人次支援圩区抗洪，确保关系宁望公路安全的东大圩等6个万亩大圩安全。
　　长江二次洪峰之战。7月1至13日，下关高潮水位从警戒水位上涨到9.99米，在这紧要的时刻，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韩培信、顾秀莲、周泽、汪冰石、徐智和陈克天先后到抗洪第一线进行视察、指导和慰问，市委、市政府及时作了专门研究，市防汛指挥部两次召开全市防汛抗洪紧急会议，号召全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做好各项准备，迎战长江第二次洪峰。同时，采取了四条有力措施：首先，加强对防汛抗洪斗争的领导，强化市、区、县各级防汛指挥部，市里由张耀华市长任指挥，副指挥由2名增加到7名，并抽调了18名局以上领导干部前往区、县帮助工作。其次，确定下关、浦口、沙洲圩、飞机场等10个防汛重点片，严格值班制度，组织抢险、巡逻队伍，突出加固工程设施，抢做二道防线，并转移一大批重要物资器材，仅粮食就转移了1亿多斤。第三，要求各级党政部门把抗洪抢险作为中心任务来抓，组织驻宁部队和各行各业支援，确保关系国计民生的电厂、水厂、米厂等工矿企事业和铁路、公路交通的安全。第四，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新济洲、八卦洲、江心洲的老幼病残2万余人转移到安全地区。
　　长江三次洪峰之战，7月14日至23日，在战胜第二次长江洪峰之后，第三次洪峰接踵而来，根据省防汛指挥部的要求，市防汛指挥部及时召开了第三次全市防汛抗洪紧急会议，动员全市人民再接再励，全力以赴，立即做好抗御10.50米和11米特大洪水的各项准备，迎战长江第三次洪峰。市和各区、县都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加强联防，成立了长江宁镇段、滁河、秦淮河、两湖、燕子矶、沙洲圩等10个联防指挥部。在这期间，全市集中30万抗洪大军，全面加固圩堤，并组织了下关、沙洲圩、浦口和燕子矶等防汛重点地区的几个大会战。同时，经过市、区、县反复研究，确定了龙潭圩和三合圩堵口的工程方案，并组织力量抓紧堵口施工，分别于7月29日、30日合拢。 　　滁河之战。7月22日到27日，滁河洪水压境，超过警戒水位2米多，两岸险情不断出现，市、区、县领导连夜部署，并奔赴现场组织抢险，封堵圩堤上所有涵闸，疏散影响泄洪的船只。六合、江浦、浦口、大厂四县区共投入劳力8.4多万人上堤，突击消除险段20余处。经过几天紧张的战斗，基本上控制住局势，保住了滁堤和京沪铁路的安全。
　　在这次防汛抗洪斗争中，全市共组织巡逻队1570个，抢险队2226个，一般每天上堤人数达10万多人，最多达30多万人，累计上堤约700万人次，完成抢险土方300多万方、石方10万多吨，消除险工1605处。耗用草包等300多万条，直接经济损失1亿多元。
　　[1991年大洪大涝]
　　5～7月江淮流域气候异常，南京地区连降暴雨，特别是5月21日入梅以后，暴雨更加频繁，同期长江南京河段出现长时间超过9.00米的高水位，在长江高水位与本地区连降暴雨相遇情况下，产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1991年入梅早、梅雨期长、梅雨量大。5月21日入梅，7月15日出梅，梅雨期长达56天，南京市梅雨量971.8毫米，高淳930.4毫米，溧水1085.4毫米，江宁1195.8毫米，江浦980.2毫米，六合941.9毫米，梅雨量等于全年平均降雨量，是多年平均梅雨量的4.4倍，是有气象资料记载以来，梅雨量最多的一年，梅雨期中，出现两次陡降大暴雨过程，第一次是6月12日至16日，第二次是6月30日至7月15日，日最大降雨量均在100毫米以上，溧水县天生桥站6月12日测得日最大降雨量217毫米。
　　在此期间，长江中上游，秦淮河、滁河、水阳江中上游地区也出现连降暴雨、大暴雨，致使江河水位猛涨，滁河、秦淮河出现超历史最高洪水位，7月10日，滁河晓桥站最高洪水水位达12.63米，7月11日滁河六合站10.47米，7月11日秦淮河东山站最高洪水位达10.74米，土桥站14.17米，7月12日固城湖最高洪水位达12.10米。石臼湖11.89米，7月13日，长江南京河段下关站高潮水位达9.69米。
　　南京地区在1991年大洪水中，共漫破圩23个（其中万亩大圩2个），受灾农田235.81万亩，成灾170.51万亩，失收56.92万亩，受灾人口61万人，死32人，伤295人，倒塌房屋33214间，直接经济损失14.35亿元。灾情最重的是秦淮河和滁河流域地区。7月10日，为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确保京沪铁路运行安全”的指示，按国家防汛总指挥部要求，主动炸开江浦县青骆圩、孟家圩分洪，淹没面积11000亩，受灾人口2700人。7月11日六合县新集万亩大圩，因孔湾涵洞漏水，自溃决堤分洪，淹没农田2.2万亩，受灾人口1.8万人，倒房2097间，京沪铁路下行线中断运行57小时，正在建设中的宁合高速公路被淹。江宁县句容河畔的焦头湖圩、胜利联圩、西洋圩、潘岗圩漫破，溧水县城三次被淹，淹水面积30多平方公里，最大水深2.8米，该县方便中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大坝坝肩4处发生纵向裂缝，长186.7米，宽3～6厘米，深约2米。7月24日，高淳县胜利圩1号涵洞洞底发生管涌，经抢救无效，决堤破圩，淹没农田2.15万亩，受灾人口481人。南京市城区8月7日遭受气旋暴雨，阵风10级，18小时降雨量156毫米，城区受淹72片，淹水面积2.5平方公里，最大水深2米多，受淹住户7337户，10多条干道淹水，水深达0.7米，交通中断39处，全市1/3供电线路损坏断电，电死1人，南京明城墙发生21处坍塌，郊县丘陵山区发生67处山体滑坡。
　　1991年春季雨水偏多，引起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5月上旬召开市防汛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抓紧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6月12日南京市各地遭受5月21日入梅以来第一次特大暴雨袭击，溧水县天生桥站日降雨量达217毫米，溧水县城被淹，南京市城区多处严重积水，各条江河水位猛涨，大片农田内涝、防汛形势紧张，市政府立即召开紧急防汛会议，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投入抗洪排涝，中共南京市委决定：成立由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组成的市抗洪救灾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南京市防洪救灾斗争。实行领导分工负责制，每位中共南京市委常委负责联系一个区县。6月初至6月15日，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主要放在滁河晓桥，同时关注句容河和南京市城区。为了确保京沪铁路畅通，中共南京市委派一名常委坐阵“铁路圩”，投入抗洪抢险军民达4万多人，平均每米长堤防有一人防守。6月30日起，入梅以后第二阶段暴雨开始，至7月12日南京市各地多次遭受暴雨、大暴雨袭击，滁河、秦淮河出现历史最高洪水位，长江南京河段，水阳江出现历史第三位高水位，在长时间降雨和高水位的共同作用下，险情频发，方便水库大坝发生裂缝、潘岗圩漫破、滁河大堤发生大漏洞、京沪铁路下行线路基塌方、变电所进水、工厂被淹、粮库进水、城墙倒塌等。抗洪抢险进入紧急时期，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立即召开第二次紧急抗洪抢险动员大会，要求各单位要把抗洪抢险列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来抓，紧急动员起来，投入到抗洪抢险斗争中去。市防汛指挥部立即调整部署，集中人力、物力保重点。市防汛指挥部抓的四个重点是：滁河铁路圩、六合县城及关系宁扬一级公路畅通的滁河圩区；沿江沿河沿湖万亩以上大圩及长江中三个江心洲；沿江沿河港口码头和大中型企业；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水、电、气生产与供应等重要设施。7月6日分管城市工作的副市长召开南京市城区防汛紧急会议，落实确保水、电、气正常供应，确保机场、码头、城区干道畅通的措施。7月7日夜市防汛指挥部根据国家、省防汛总指挥部的指示，讨论落实确保滁河铁路圩安全渡汛，确保京沪铁路畅通的方案，决定增派民兵、部队支援滁河铁路圩抢险，决定增拨物资和经费支援铁路圩和其它地区抗洪抢险。7月6日至7月10日，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主要精力在滁河铁路圩。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确保京沪铁路运行安全”的指示，根据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命令，南京市于7月10日12时25分主动炸开江浦县青骆圩、孟家圩滁河大堤分洪。7月10日18时六合县新集大圩因孔湾涵洞出险，滁河大堤溃决破圩，淹田3.75万亩。事故发生后，市防汛指挥部立即请求增援部队和公安干警，调冲峰舟、橡皮艇、车辆等设备前往新集圩，抢救被淹群众，确保不死一个人。同时抽调城市民兵和车辆沿宁扬公路一侧筑二道防洪线，确保宁扬公路畅通。要求民政、卫生、医疗、商业、粮食等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做好灾民的安置、生活供应和卫生防疫工作。号召开展社会救灾募捐活动，情系灾民，共献爱心。7月15日以后，南京市境内降雨开始停止，江河水位缓慢下降，市防汛指挥部召集会议，向各地布置以下工作：要继续加强巡查防守，不能麻痹大意，防止退水破圩；要抓紧落实堵口方案，排除积水，补种晚秋作物，减少损失；要做好社会各界赈灾捐助钱物的接收和分配工作；要迅速补充草包、块石等防汛物资，准备迎战新的洪涝灾害。7月25日12时27分高淳县胜利圩一号涵洞发生管涌，经抢救无效，决堤破圩，淹田2万多亩。事故发生后，市领导立即赶赴现场，调运物资支援，市防汛指挥部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退水期间切不可麻痹大意，继续做好巡查防守。江河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以上时，未经区县防汛指挥部批准，不准擅自开启涵闸引水抗旱。8月中旬，根据市政府领导的意见，市水利局召开各区县水利局长会议，总结抗洪抢险经验教训，布置修复水毁工程的要求。9月27日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抗洪救灾总结表彰大会，号召弘扬抗洪精神，掀起大干水利建设新高潮。
　　参加1991年抗洪抢险军民高达100多万人，其中军警10万多人、将军39人，出动各类车辆6.8万车次，船只256艘，耗用草包等367万条，木材1500立方米，块石3.73万吨，支出防汛抢险经费1000多万元。
　　[1998年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
　　1998年夏季，长江发生了本世纪以来第三次全流域大洪水，主要原因是暴雨量过大，河湖调蓄能力下降，分洪溃口水量减少。
　　1998年6月开始，长江上中下游地区连降大到暴雨，6月12～26日暴雨中心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6月27日～7月15日受副热带高压北抬西伸影响，雨区移到上游一带，7月20～31日，副热带高压南撤，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连续暴雨，8月1～29日又受副热带高压北抬西伸影响，暴雨区在长江上游东段和中游西段，6～8月的雨带就这样在长江流域南北拉锯，上中游摆动。6～8月暴雨频繁，共出现74个暴雨日，其中大暴雨日64天，特大暴雨日18天。暴雨笼罩面积大、范围广，6月13日发生在两湖地区的日降100毫米以上大暴雨笼罩面积为51万平方公里。6～8月长江流域面雨量为670毫米，比正常值偏多37.5%，比1954年同期仅小36毫米，长江上游面雨量为677毫米，比1954年多28毫米。 　　受6～8月强降雨的影响，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开始迅猛上涨，6月下旬至7月上旬全线超过警戒水位，进入8月，长江中下游及两湖地区水位居高不下，长江上游又连续出现洪峰，致使中下游水位不断攀高，相继达到年最高洪水位或创下历史最新记录。6～8月宜昌站共出现6次洪峰，最大洪峰流量63300秒立方米，大通站洪峰流量82300秒立方米。汛期5～10月洪水总量7793亿立方米，年迳流量13500亿立方米。受各种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因素影响，长江洪水位在相同流量情况下，普遍抬高。洞庭湖因围垦和淤积较1954年少调蓄水量100多亿立方米，鄱阳湖少80多亿，1954年分洪溃口水量1023亿立方米，1998年不到100亿立方米，调蓄和分洪溃口水量影响水位1米。
　　长江南京河段下关站高潮水位6月25日超过警戒水位，7 月29日出现10.14米年最高洪水位，9月24日退出警戒水位，超过警戒水位的天数91天，超过10米以上高水位的天数17天，仅次于1954年。
　　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依靠广大军民与大洪水展开的殊死博斗，依靠解放以来兴建的水利工程发挥的巨大作用，把1998年洪水灾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据统计，长江中下游和两湖地区共溃垸1975个，长江干流大堤决口1处（九江），淹没面积35.3万平方公里，淹没耕地23.8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231万人，死亡1526人，经济损失2000多亿元。南京市灾害更轻，没有因长江大洪水破一个圩，死一个人。水利工程发挥减灾效益约50多亿元。
　　1998年3月发生了罕见的春汛，3月18日，长江南京河段下关站高潮水位高达7.01米，比常年均值偏高2.8米。根据有关部门预测，长江有可能发生1954年型大洪水，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这一信息，5月14日召开南京市防汛会议，要求各地认真做好各项防汛准备，6月25日，长江下关水位突破警戒水位，达8.58米，6月26日，达9.0米，洪水来势凶猛，6月27日，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南京市紧急防汛会议，要求各地紧急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投入防汛抗洪斗争，要把防汛抗洪斗争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广泛发动群众上堤查险抢险，落实好各级防汛指挥部工作责任制，巡堤查险责任制，抢险责任制，看守责任制，各单位自保责任制。加强防汛抗洪斗争领导，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亲自值班、坐阵指挥，派22位市级领导，37位局级领导立即分赴各区县参加防汛抗洪，市防汛指挥部每天晚上召开碰头会，听取当天雨情、水情、工情的汇报，分析趋势，研究对策。6月30日，下关水位上涨到9.88米，根据预案，决定转移地处长江中的八卦洲、江心洲、新济洲老幼病残群众。7月25日，根据长江水位迅速回涨的趋势，市领导要求市和各区县拿出长江水位上涨到10米，本地区又遇大暴雨情况下，如何全面、紧张、有序的开展抗洪抢险的方案；7月27日，下关水位超过10米以后，在形势全面紧张的情况下，市领导要求各地抓重点，抓薄弱环节，抓抢险措施的落实，根据市领导的指示，市水利部门召开专家会议、研究长江南京河段河势变化，研究18条通江支流的堤防状况，研究沿江沿河主要建筑物抗御长江特大洪水位相关问题。7月下旬，长江水位再次猛涨，7月29日，下关水位高达10.14米，仅比1954年最高洪水位10.22米差0.08米，形势非常严峻，根据《防洪法》和中央、省里的指示，南京市宣布抗洪抢险进入紧急防汛时期。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要求各地全力以赴，严防死守，全力抢险，市领导每天白天分头深入抗洪抢险第一线，晚上回市防汛指挥部听汇报、作决策。市防汛指挥部决定组织五个专家组，赴各地帮助指导抢险，派测量船监测易塌江地方江床冲刷情况，调集100多条船，备好4000多吨块石待命抢险。7月31日，长江10米以上高水位已维持三天，市领导要求各区县制定发生突发事故的对策和措施。10米以上的高水位在维持，新的情况不断在发生，南京市的抗洪抢险斗争在紧张有序的开展，8月10日，市领导召开六个城区紧急抗洪会议，研究进一步确保城市安全的对策，8月11日，市领导根据省领导的指示，要求各地把当前的抗洪抢险斗争做得更细、更实、坚持不懈夺取抗洪斗争全面胜利。南京市抗洪抢险进入紧急时期后，得到中央和省里的极大关心和支持。7月30日国家防汛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代表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亲临南京市防汛第一线视察，慰问抗洪抢险军民，中共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省防汛指挥部领导多次深入南京市各区县抗洪抢险第一线检查指导、慰问抗洪军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宁部队派出3000多名官兵驻守17个点参加抗洪抢险，社会各界万众一心，全力抗洪，自发组织1222支抢险队，4.95万人参加抢险，捐款2700万元，捐物1600万元，卫生部门组织医疗小分队261支、3.8万人，市财政部门先后4次拨款1300万元支援抗洪抢险。8月下旬初，长江水位又开始回弹，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政府迅速发出通知，要求紧急动员，充分准备，迎战长江第三次高水位，要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思想上更重视，组织上更严密，行动上更落实，为党为人民作出新贡献，夺取抗洪抢险全面胜利。8月29日，下关水位回落到9.68米，并将继续回落，市领导指出，这样时刻最容易松，最容易散，最容易产生速胜心理，要求大家务必戒骄戒躁，慎之又慎，决不懈怠，要防退水破圩，退水塌江。
　　经过3个多月的顽强拼搏，夺取了抗洪斗争全面胜利，发生的20多处重大险情，及时抢住，没有因洪水破一个圩，死一个人。受益人口15万人，保护农田76.6万亩。初步统计，参加抗洪抢险军民近百万人，耗用草包，编制袋561万条，块石28.9万吨，木材1788立方米，资金2.49亿元。 　　 
　　二、旱灾 　　　　　　自西汉惠帝五年（前190年）至民国37七年（1948年）的2000多年间，共发生旱灾163次，水旱交错27次。解放50年来，共发生旱灾10次，水旱交错13次，其中严重旱灾4次，即1958～1961年的4年连旱、1966年、1978年、1994年。
　　旱灾可分为水源型和非水源型两类。水源型旱灾是因为降雨量稀少，江、河、湖水位偏低，水库、塘坝蓄水严重不足形成的。非水源型旱灾是因为耕地不具备抗旱条件或提水能力不足形成的。随着大量水利工程的建成，70年代以后发生的旱灾，基本上都是属于水源型旱灾。 　　民国以前，旱情资料记载比较简单，往往是“夏大旱”，“秋奇旱”，“江湖涸竭”、“民无粒食”、“春草食尽”、“饿殍盈途”、“死者甚众”等记载。解放以后，随着雨情、水情观测网的建立，旱情、灾情资料的记载日趋全面、准确、及时。
　　[1961年大旱]
　　1961年大旱，是1958、1959年大旱、1960年小旱的继续和发展。旱情的特点是底水枯，水库蓄水量只有可蓄水量的37.6%，10万多面塘坝基本干涸，从春季开始降雨就稀少，1～5月降雨量只有205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5成，6月6日入梅，6月17日就出梅，梅雨量只有118毫米，较常年偏少近5成，6～8月80多天未下透雨，受旱面积138万亩。
　　经过连续3年的干旱，中共南京市委，对1961年干旱很很重视，5月初旱情刚露头，就给各区、县委发出通知，7月旱情发展后，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要把当前抗旱作为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立即发动群众，开展抗旱运动。市里采取的措施有：一是迅速恢复建立防汛抗旱指挥部，市委决定贾世珍、周爱民同志负责，组织三个工作组，分赴各县受旱严重地区，帮助工作。二是专门召开市级机关有关部门会议，通过清仓查库，挤出抗旱所需的物资、设备和资金支援抗旱，组织技术队伍下乡帮助维修抗旱机械，实行与受旱严重的公社挂钩。三是拨出200多万元经费支持各区县购买抗旱设备，发动群众，疏河挖渠，架设临时翻水线路，增加抗旱水源。四是调整农作物布局、无水种水稻的改种旱粮。南京市每天投入抗旱劳力达50多万人，投入电动机柴油机约600多台套，计4.5万马力、出动人力水车、牛车7万多部，在通江河口打坝，建临时翻水站18处，装机115台，共计4249千瓦，其中在秦淮河武定门节制闸下游河道青坎上架机33台，提6个流量的长江水补充秦淮河水原。7月26日～29日，驻宁空军多次架机飞上蓝天，实行人工降雨，支援抗旱。 　　 
　　［1978年特大干旱］
　　1978年从冬季开始降雨量偏少，夏季出现空梅，梅雨量只有24.8毫米，约为常年梅雨量的10%，秋季继续干旱，持续干旱时间长达200多天，是个冬旱接春旱、春旱接夏旱、夏旱接秋旱的连续干旱年。1978年降雨量之少，蒸发量之大，高温时间之长，江河水位之低，持续干旱时间之长，是历史上罕见的，1-10月累积降雨量仅47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五成，蒸发量高达1818毫米，是同期降雨量有四倍，大于35℃的高温天气长达35天，最高气温39.7℃，用水高峰季节，长江下关站平均水位在4.5～6.5米上下，比常年同期偏低1.5～2.5米，水库塘坝基本干涸，丘陵山区全面受旱，圩区也受旱，受旱面积约290万亩，10余万人发生饮用水困难。六合县大圣公社，15座水库，700多面塘坝全部干涸，6000多亩早稻枯死3500亩，2500亩春玉米枯死1400多亩，118个生产队有68个，人口5000多人饮用水发生困难，很多耕牛、生猪、家禽在高温干旱中死亡，江宁汤山、小丹，江浦龙山，溧水云合，高淳顾陇等30多个公社受旱最为严重。
　　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对严重的旱情十分重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进行部署，要求各地全力以赴投入抗旱，把抗旱当作中心任务来抓，第一把手要亲自抓，要深入抗旱第一线，帮助解决抗旱中的困难，市、区、县共抽调50多名市区县级领导，250多名局、科级领导，带领600多干部深入抗旱第一线，分线分片负责，责任到人，口号是：“抗旱抗到天低头，抗得水随人意流。只要长江不断流，拼死拼活夺丰收。”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奋起抗旱，疏浚沟河，开挖渠道，架机翻水，每天投入抗旱的劳力高达30多万人，累积完成土石方628万方。8月抗旱进入关键时期，农作物需水进入高峰期，受旱面积越来越大，抗旱水源越来越少，水路越来越远，抗旱设备损坏越来越多，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门会议，号召城市各行各业支援农村抗旱，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设备出设备，南京市工交系统支援电动机、水泵等1000多台，1.54万马力，钢材105吨，柴油3万多吨，电1.5亿多度，配件上万件，组织100多名技工下乡巡回修理抗旱设备，市财政拨出专款185万元给各地，迅速购置排灌设备，广大农民发扬千里百担一亩苗的精神，大搞人工抗旱，三车六桶一起上，六合县人工挑水点浇面积达27万亩次，江浦向阳公社共出动1000付水桶，经过多月的奋战，取得了抗旱斗争的胜利，农业获得了好收成。1978年抗旱共投入抗旱设备33.25万马力，共翻引水源19.7亿立方米，支出抗旱经费1400多万元。
　　[1994年特大干旱]
　　1994南京地区发生了解放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产生干旱的主要原因，一是降雨量稀少，6月9日至9月4日，全市各地基本没有降过透雨，无雨天数长达87天，6～8月南京地区降雨量只有175～24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6成。二是梅雨期短，梅雨量少，6月21日入梅，6月28日出梅，梅雨期仅8天，梅雨量13～35毫米，是常年梅雨量的5～15%，解放以来，排行为第一位。三是持续晴热高温，水面蒸发量很大，高于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长达36～40天，6～8月蒸发量665～745毫米，是同期降雨量的3～3.5倍。四是水库塘坝蓄水严重不足。干旱开始时，水库塘坝蓄水量只占应蓄水量的54%，其中水库只占36%，干旱发生后，14万面塘坝全部干涸，小型水库基本干涸，12座中型水库干涸3座。
　　1994年1～5月南京市各地降雨量偏少，水库塘坝蓄水量严重不足，5月上旬，市政府召开防汛防旱工作会议，根据长期天气预报，市政府领导要求各地做好防汛防旱两手准备。6月降雨量继续偏少，丘陵山区农田缺水插秧，旱情开始露头，为了确保完成水稻栽插任务，6月上旬，市政府在六合县召开抗旱现场会，要求各地抓紧翻水抗旱。7月，旱情迅速发展，并越来越严重，很多农田缺水插秧，部分已插秧苗枯死，引起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立即深入各区县，深入抗旱第一线，深入田头检查，要求各级中共党委、各级人民政府当前要把抗旱斗争作为头等大事、中心工作、紧迫任务来抓。要开足马力翻水抗旱，各行各业要大力支援抗旱斗争。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足长期抗旱，抗大旱的要求制定抗旱预案，要科学调度水源，首先要确保人畜饮用水源，确保口粮田灌溉水源，要高水高用，水库的水要满足库上农田抗旱需要，减少库下自流灌溉面积，要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千方百计开辟新水源。供电部门要调整用电计划，暂停一批耗电大的企业，支援农村抗旱用电。物资部门积极采购，及时供应抗旱柴油。银行部门按低于2～3个百分点利息提供贷款，共支援农村抗旱贷款2500万元。财政部门拨出500多万元支持各地抗旱。各区县充分发动群众，开沟筑渠引水，抢修抗旱设备。8月上旬，受旱农田由丘陵山区扩展到圩区，江河水位大幅度下降，水源严重不足，农作物生长进入旺盛时期，抗旱斗争进入关键时刻。中共南京市委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当前抗旱形势，对夺取抗旱斗争全面胜利作出重要部署，立即组织中共南京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套班子的领导，组成抗旱小组，分赴各郊县帮助抗旱。要求各郊县进一步发动群众，不惜一切代价抗旱到底，确保完成30亿斤粮食生产任务。要迅速增添抗旱机电设备，立足长江水源，在各条通江河口，打坝架机翻引长江水。号召城市人民支援农村抗旱，有人出人，有设备出设备，有钱出钱。一场抗旱攻坚战轰轰烈烈展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宁各部队派出2万多名官兵支援六合县开挖金牛山水库送水渠，支援江宁、江浦、溧水等县抗旱，支援车辆、机械设备2239台次，派出60多个医疗小分队，援助柴油150吨，经费近100万元。各郊县在石渍河口，城南河口、七乡河口、九乡河口、三江河口、杨家湾、新桥河、农坎口等20多处，临时架机200多台，翻引长江水源。六合、高淳等县的临江圩区不准开涵引用红山窑、杨家湾翻水站翻引的水源。开启溧水天生桥闸，利用水位差，引石臼湖水补充秦淮河水源。秦淮新河、六合红山窑等14条骨干抗旱翻水线，开足马力翻水抗旱。市消防、环卫、市容等部门，从8月上旬起，每天组织54辆送水车，为5县丘陵山区吃水困难的群众送水。驻宁部队派出65辆送水车为灾区群众送水，出现8位将军同时为江浦县灾民送吃水的感人事迹。抗旱攻坚战打了两个月，终于夺取抗旱斗争全面胜利。
　　1994年南京市投入抗旱人数65万余人，投入电动机23万千瓦，柴油机20万马力，完成挖河筑渠等土方230万方，引水量5.53亿立方米，翻水量16亿立方米，耗电23亿度，耗油1.5万吨，支出抗旱经费2.18亿元。
　　1994年抗旱进入关键时期后，全市人民积极响应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开展赈灾捐助活动，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共收到捐款5543481.75元、柴油530吨，化肥500吨。灾后，各级民政干部深入灾区，妥善安排灾民生活，共支付救灾款400多万元，救灾粮280万斤，发放棉衣8.8万件，保证了没有因严重旱灾死一个人。1995年2月23日，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对在1994年抗旱斗争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三、抗灾指挥机构 　　　　　　民国以前，没有抗灾指挥机构，发生水旱灾害以后，由各级官员处理灾情。民国20年（1931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后，民国政府建立临时救济水灾委员会，负责处理救灾和修复水毁工程。解放以后，各级人民政府都成立了防汛防旱指挥机构，并不断完善和加强。
　　[市级]
　　市防汛防旱指挥机构名称叫南京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1949年7月26日成立，是个临时机构，每年汛前（5月1日）恢复成立，汛后（9月30日）结束撤消。1991年改为常设机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南京市水利局，负责处理日常防汛防旱工作，配备8名事业编制人员。 　　南京市防汛防旱指挥部由南京军分区、市政府计划、经济、公安、城建、水利、农林、民政、物资、交通、商业、供电、监察、气象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组成，1987年以前，指挥长由一名分管副市长担任，1987年以后由市长担任。每年汛前，召开一次防汛防旱会议，各区、县、市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全面部署防汛防旱工作。
　　南京市防汛防旱指挥部的职能是：贯彻执行国家、省、市防汛防旱工作的法律法规，组织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制定修复水毁和除险加固工程计划等。 　　南京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受南京市人民政府和江苏省防汛防旱指挥部领导。 　　 
　　城区]
　　根据城市防汛工作的特点，1985年成立城区防汛指挥部，是个临时机构，1995年改为常设机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南京市城建部门，配备8名事业编制人员，由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任指挥长，受南京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领导。 　　南京市城区防汛指挥部由城区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区长、市城建、规划、园林、交通、供电、气象等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城区范围内的防洪、排涝、防风等工作。
　　[联防]
　　涉及两个以上区县的主要河道和重要地区的防汛工作，成立联防指挥部。市级防汛联防指挥部由市防汛防旱指挥部组建，指挥、副指挥由市防汛防旱指挥部任命。1990年以前，市级防汛联防指挥部有滁河、大厂、浦口、下关、燕子矶、飞机场、秦淮河、沙洲圩、两湖等九个，1996年减少到滁河、秦淮河、沙洲圩、飞机场、两湖等五个，其中秦淮河防汛联防指挥部由江苏省防汛防旱指挥部负责成立，由江苏省防汛防旱指挥部任命指挥、副指挥，南京市、江宁县、溧水县防汛防旱指挥部参加，各联防指挥部配备联络员，每年汛前召开会议，通报情况，解决问题，汛期根据需要及时召开会议，负责做好防汛协调工作。
　　[区、县级]
　　各区、县人民政府都成立防汛防旱指挥部，郊县为防汛防旱指挥部，城区为防汛指挥部，郊县防汛防旱指挥部1991年以前为临时机构，1991年后逐渐改为常设机构，各指挥部下设办公室。郊县防汛防旱办公室设在郊县水利局，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城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各区城建局，临时机构。各区县防汛防旱指挥部负责做好本区县范围内的防汛防旱工作，受各区县人民政府和市防汛防旱指挥部领导，城区防汛指挥部同时受市城区防汛指挥部领导。
　　[乡镇及其它]
　　每年汛前，各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市、区、县防汛防旱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成立乡镇防汛防旱指挥部，负责做好本乡镇范围内防汛防旱工作。洪水来临时，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城区各街道，有防汛任务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都要成立防汛领导小组，除了做好本单位防汛工作外，还要及时完成市、区、县防汛防旱指挥部交办的任务。
　　防汛防旱工作是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解放以后，一直受到中共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汛情严重时期，党、政主要领导全力以赴抓防汛、抢险、救灾，届时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升格，由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建立防汛防旱核心领导小组，各单位、各部门主要领导参加，分工负责，各尽其职。 　　　　　　四、防汛防旱基础设施建设 　　　　　　解放后，南京市防汛防旱基础设施建设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的发展过程，在防汛防旱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抗排设备]
　　1966年成立南京市抗旱排涝队，拥有流动抗旱排涝设备16台套，计360马力，经逐年发展，1999年改为南京市防汛抗旱机动大队。拥有流动抗旱排涝设备82台套，计3860马力，其中电力抗旱排涝设备15台套，计375千瓦。南京市防汛抗旱机动大队设在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现有职工33人，库房面积920平方米。1991年汛期，南京市城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组建一支排涝队，拥有流动排涝设备24台套，计1200马力，现有职工12人，设在南京市小北门。
　　[物资储备基地]
　　1991年以前，南京市防汛防旱指挥部没有专设防汛防旱物资储备基地，所需防汛防旱物资由南京市有关物资公司储备。1991年汛期结束后，建立了长江老虎山、秦淮河西善桥两处防汛石料储备基地，1994年又建立滁河葛新桥防汛石料储备基地，并将南京市水利局物资仓库改为储备防汛防旱物资仓库。1999年市级防汛物资储备基地共有场地10万平方米，库房1200平方米，可储备防汛块石30万吨和所需要的编织袋、土工布等。
　　[信息系统]
　　南京市境内共有雨情、水情观测站73处，1989年以前，这些雨情水情观测站观测到的雨量、水位、流量等资料是通过长途电话、电报，经电信部门送到南京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传递速度较为缓慢。1990年建成南京市防汛防旱无线通讯系统和8处水文观测站雨情水情遥测系统。1993年建成市与各区县防汛防旱指挥部传真联网。1994年建成市县卫星云图接收系统，采用电子信箱收集水情、雨情资料。1996年建成南京市防汛减灾地理系统。1999年南京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拥有计算机10台，传真机2台，卫星云图接收系统1套，大屏幕显示屏1套。 　　　　 

四、防汛防旱基础设施建设

解放后，南京市防汛防旱基础设施建设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的发展过程，在防汛防旱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抗排设备]

　　1966年成立南京市抗旱排涝队，拥有流动抗旱排涝设备16台套，计360马力，经逐年发展，1999年改为南京市防汛抗旱机动大队。拥有流动抗旱排涝设备82台套，计3860马力，其中电力抗旱排涝设备15台套，计375千瓦。南京市防汛抗旱机动大队设在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现有职工33人，库房面积920平方米。1991年汛期，南京市城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组建一支排涝队，拥有流动排涝设备24台套，计1200马力，现有职工12人，设在南京市小北门。